深圳晚报记者 曾惠怡

暑假里，IE学院异常热闹，这所俗称“富士康大学”的成人继续教育、职业培训场所里，几个小男孩在楼道上蹿下跳、嬉戏玩闹，四处充斥着幼龄儿童喧闹的嘈杂声。这是富士康“阳光夏令营”活动，280名孩子在这里上课学习。他们仿佛候鸟般夏至秋归，他们是农村留守儿童或城市流动儿童。

上课时间到，没有铃声，“任课老师”扯着嗓子叫唤，数十名孩子从各个角落鱼贯而出，排列成两条队伍，走向1楼电教室。在众多诸如舞蹈、绘画、书法、英语等兴趣科目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机器人。

电教室中放置着15台电脑，电脑前连接着一个小型机器人，在这堂课上，孩子们将掌握编写电脑程序语言，透过手中的遥控器，操纵电脑屏幕中的蝙蝠飞翔。不仅是学习计算机编程课，还有熟悉父母的工作环境、体验城市万花筒般的生活，都让他们感到新鲜、好奇，夏令营就是他们接触城市的切口。

5年来，富士康每逢夏季都举办这类活动，既成全员工家庭团聚之美，亦分担孩子抵深无人照料之忧。不仅如此，这家超级工厂开始思考社会责任，走出狭小的企业利益视野，把目光瞄准农村留守儿童。

2年前富士康进行慈善探索，大手一挥投入1000万，在乡村学校兴建厨房、在田间地头捐资助教，却始料未及地被安全、健康、分离创伤等绊脚石牵制。1年前，他反思种种，以近乎不计成本的方式，静悄悄地开展一场公益实验——培育种子“心灵导师”，搭建孩子的伙伴关系网络，缓解留守儿童心理问题。

面对社会问题时，作为企业究竟可以做些什么？如何做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富士康提供了一个实验样本，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可以有另一种可能。

2.3万留守“富”二代

清早7时许，位于深圳龙华梅观高速旁的富士康城苏醒了。

身着红蓝白配色工衣的人流如潮水般涌来，即走即停的接送大巴络绎不绝，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景象达数小时不止。被誉为“世界级工厂”的富士康，在深圳龙华科技园区这片不足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着惊人的近30万名年轻人。

富士康城的称呼毫不夸张，一座小城市所具备的公共设施它应有尽有，医院、银行、学校、商场、美食街等等。暑假从湖南老家来深圳的陈梦可，在参观过妈妈工作的地方后，用童稚的声音惊叹道：“竟然还有警察局！”

陈梦可是少数留守在乡村而有机会走进城市的幸运儿，她妈妈用尽千方百计，为女儿谋得在深圳接受教育的名额。随着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父母外出打工，更多的孩子被留守在乡村。

据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依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样本数据推算，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多达6102.55万。

富士康关注留守儿童群体，起源于内部报刊《富士康人》的一篇报道。2011年“六一儿童节”前，该报策划了一组“富”二代的系列报道，2名内刊记者跟随员工李芳回到家乡，探访留守在家的女儿。

李芳一行3人乘坐汽车、高铁，奔赴位于湖南衡阳市中心8公里外的小乡村，在距离大学城相隔一条马路的出租屋里，祖孙两辈生活在一起。

时隔1年未见的母女团聚情景，没有该报记者想象的温馨动人。为哄女儿开心，李芳从行李包中掏出准备已久的礼物，铺满整整一张桌子，然而小女孩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欣喜，反而出现陌生、胆怯和戒备的神情，场面尴尬极了。

这种“冷漠”的氛围蔓延至随后3天的相处中，李芳母女间的互动很少，直至别离前一晚，素来沉默的小女孩低声说道：“妈妈可不可以不要走”。

离开衡阳返深那天，李芳坐在车上，隔着车窗玻璃向女儿挥手告别。

女儿始终别过脸，躲在奶奶身后。

待到车子发动，女儿猛然转过身，追着车子大哭。

随行记者将这几日对李芳家庭、乡村和留守儿童群体的观察记录下来，写成《零距离接触留守“富”二代》刊发在报纸头版。在报纸出炉不到2小时，热线电话就响个不停，不少员工读过报道后，打电话来反馈。

其中，多数意见都说该报道真实感人；部分则表达了不满，“你们把留守儿童写得这么凄惨，让我看了很难过”；还有的人在指责报道一味渲染留守儿童的悲惨，却没有针对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富士康大陆地区新闻发言人刘坤认为，正因为报道击中了留守儿童家庭的痛点，才会招致员工的“批评和谩骂”。

这场风波引发了刘坤的思考，究竟在富士康里，还有多少像李芳这样的家庭？企业应当如何做，才能为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分忧？

2014年3月，富士康集团工会展开一项针对员工留守子女情况的摸底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富士康员工留守子女多达约2.39万人。

上线1分钟名额抢光

在用工最鼎盛时期，富士康集团员工数量多达100万人，“若能解决企业内部的留守问题，也算为社会释放了很大压力”，刘坤说道。

秉持这样的想法，富士康对内部员工子女开展了“阳光夏令营”活动，每年暑假期间，进行为期1个月的兴趣爱好课堂。

6月某一天，陈梦可的妈妈和杨愿景的爸爸守在电脑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时间缓慢推移，夏令营的报名通道即将开放，他们摩拳擦掌，就为孩子争夺一个名额。

时针指向9点，杨愿景爸爸将填写好资料的申请表格提交了，数秒后网页跳转到提示页面，“提交成功”。他特地留意看了名次，在倒数第2的排序里抢到学位。

然而陈梦可妈妈则没那么幸运，她过于心急地在8点59分交报名表格，因此“提交失败”了，待到重新填资料再次提交时，所有名额已被一抢而空。

今年夏令营在网上开放后，短短4分钟内逾400人报名，而原预设的200个学位，在1分钟内爆满。陈梦可妈妈只好死皮赖脸地恳求主办方集团工会给予机会。最后，夏令营应要求增加了80个仅对留守儿童开放的名额，缓解了供不应求的矛盾。

仅仅是一个夏令营活动就如此受欢迎，刘坤看到了这现象背后，打工父母对留守子女的爱和亲近的强烈需求，即渴望家庭团聚，希望能给子女一个接触城市、开阔视野的环境。他不禁想，企业员工尚且幸运，全国6000万留守儿童该怎么办？

1988年，宝安西乡仍是一片荒芜之地时，富士康在这里打下第一根地桩建厂。28年来，它的足迹逐步踏遍北京、天津、山西太原、山东烟台等国内30多个地市，并向欧洲、北美洲等海外地区扩张，成为全球代工企业的传奇。

对于一家如此体量的企业，资本逐利不再是唯一追求，它思虑着承担社会责任。尤其面对留守儿童群体，这家劳动力密集型的超级工厂更是责无旁贷。因此，富士康尝试着走出去，到留守儿童集中地去，挑起社会责任的担子。

田间地头里上课

如同大多数明星企业做慈善那样，富士康也曾花大价钱捐资助教，开展“希望”“阳光”工程项目。

2014年7月，富士康捐赠1000万元，兴修“希望厨房”，为广西14市37县的330所小学打造标准化厨房；同期，还针对农村留守儿童举办“阳光假期”，联合当地2所大学30名大学生，到河南桐柏县的4个村落里，设6个教学点开班支教。

在富士康集团工会心理咨询师杨春辉看来，“阳光假期”就像把夏令营搬去农村留守儿童身边，心想有丰富的经验可以轻松应对，然而现实让她栽了个大跟头。

虽然出发前做足准备，调研、踩点、物资采购、合作机构联络等，她甚至还考虑到买舞蹈课上铺地板的地毯。但当一行50余人的团队，怀着一腔热情进村时，却被告知当地学校不能提供场地支持，理由是国家教育部严禁中小学暑假期间组织学生补课。

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变通，杨春辉称，从未料到支教经历会变得如此接地气。

活动地点改在了乡野田间、农家大院里，老师学生都挨着庄稼地学唱歌、练武术。地面碎石、淤泥遍布，拉丁舞老师不得不脱下优雅的高跟鞋，换成运动鞋来授课，学生则穿着塑胶凉鞋跳舞。没有教学设施，就让孩子从家里带小板凳来上课。

磨难比想象的还要多。酷暑难耐，不少工作人员都出现中暑、拉肚子等不适症状。有的孩子住得偏远，需要翻过两座山头、跨过山涧河渠，才能抵达上课地点，为防止发生意外事故，就给学生全都购买了保险。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个男孩儿在学武术时磕破了胳膊。

活动终于进入尾声，迎来了告别时刻。师生之间都表现出依依不舍之情，彼此抱作一团痛哭流泪。刘坤敏感地察觉到，这种难过、痛苦，对于去支教的城里人而言，仅仅是离愁别绪；而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似乎更甚几分。

杨春辉则更专业地点破这层心理，与支教老师的别离，会勾起孩子与父母分离时的伤害，留守儿童原本所受分离伤害就比非留守的严重，因此他们会更加敏感，受伤害程度也更深。

刘坤想起一篇文章《叔叔阿姨，请你们别来支教了》，该文以农村孩子的视角，批判支教是表面热闹，实则无用。他意识到，短短一个月的兴趣课程不能给孩子带来些许改变，反而因为分离让他们产生被抛弃感，被遗弃回原本孤苦无援的状态中。

刘坤认为支教活动不是长久之计，与其轰轰烈烈，不如潜移默化。富士康急需改变策略，寻找一种像春风细雨般的方式，来关爱、援助农村留守儿童。

朋辈计划

深圳源泉朋辈辅导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源泉朋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富士康的视野。

源泉朋辈是由深圳中学的校园心理辅导室发展而来的。机构负责人陈娜曾在香港的中学交流时，看到了朋辈辅导模式，即学生搭伙结对，成绩好的辅导成绩稍差的做功课。由此获得启发，她将朋辈辅导的模式用于心理辅导。

该机构于2012年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组织，在城市和农村中学里进行过2年的公益性心理培训。

刘坤对心理危机深有感触。2009年富士康一名年轻工程师因与安保人员发生争执，不久后就被发现自杀身亡了。刘坤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在国内重点大学接受过教育的人，在工程师岗位上工作两三年的高素质人才，究竟是什么样境遇，能让人选择这种极端的路。

他意识到，兴许安保人员仅是导火索，真正的原因在于心理。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常被研究，2014年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发布《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九个突出问题和建议》，指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严重；《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则有更详细地评述，留守儿童存在着自我意识、情绪问题、人际关系、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心理状态。

尽管如此，鲜见有人提供解决办法，刘坤想，或许富士康能在这片空白的领域进行探索，推动该领域公益项目的发展。

根据富士康的摸底调查得知，员工留守子女较多地集中在四川、河南、湖南等省份。2015年5月份，富士康再次进行更细致的调研，了解到其员工留守子女更多是在四川苍溪县、屏山县，以及河南省的两个县。

带着一份捎带能帮助到员工的“私心”，富士康选择了上述4县的5所学校，与源泉朋辈合作开展长达9个月的心理辅导培训。

想和父母撒撒娇

当来到河南一所小学时，富士康心理咨询师夏丹看到，教学楼外墙新刷了油漆，操场没有塑胶跑道或水泥浇筑，仅是裸露着黄土地。

这所小学所在地沙尘灾害严重，学校不远处的路边就是治理风沙、治盐碱地的种植林，却收效甚微，一阵风刮来操场就扬起漫天黄沙。一天课程结束后，她捋一捋头发，满手尽是灰尘。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卫生状况，尤其是厕所，是“难以想象的脏”。厕所就是一个用水泥砌成的方盒子，厕所没有水，污秽物无法冲走，手也无法清洗。陈娜宁愿一天不喝水，也不要来上厕所。

卫生环境糟糕，孩子们无论男女，都蓄着长指甲，指甲里尽是黑灰、淤泥。即便在数九寒冬，他们有的甚至穿着拖鞋来上课，裸露的皮肤都开裂了，布满大大小小的暗紫色冻疮。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穿着名牌鞋子的女孩引起了陈娜注意。她是6年级的学生，衣着总是干干净净，头发挽成马尾显得十分利索。

这个女孩用标准的普通话说道，她怨恨自己的父母。

她有个愿望，就是想对父母撒娇。

这番话强烈地刺激着陈娜，在传统观念中，怨恨父母会背上不孝的骂名，而这个女孩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同时，她表达了真实的情感需求，想与父母更亲近地接触，能明确地表达自身情感的人并不多见，这说明她是聪慧的、敏感的。

在访谈中，女孩泣不成声，双肩微微颤抖。她从小和父母分离，与奶奶生活在一起，一年才能见父母一面。父母只给她物质上的支持，却吝于表达情感关怀。

她曾在无数个夜晚想念父母，想和父母倾述心事和烦恼，想要亲密、温馨的感觉，想对父母撒撒娇。她压抑着情感，责备父母“连一个电话都不打”。

陈娜心想，这个女孩也许终其一生都不能实现愿望，因为她很快就会过了要撒娇的年纪。

访谈最后，她提出请求，“老师我能不能亲你一下？”这让陈娜感到意外。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调查结果显示，近三成留守儿童半年见父母一面，有的一年都见不到1次。尽管现代通讯技术发达，远程通信已普及，但富士康的摸底调查显示，多达九成的父母都做不到每天和孩子通电话，甚至有个别父母半年都不跟孩子说说话。

焦虑的孩子

河南A县紧挨着黄河，从古至今备受河道决口、洪涝灾害之苦。后因抗洪改道工程的缘故，原本零落散布各地的村民，被迫迁移至异地重建家园。离开土生土长的一方土地，人们都缺乏安全感，陈娜在A县调查的一所小学里的留守孩子尤甚。

心理培训师常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评估量表（MHT）来量化学生的焦虑程度，当峰值达到8分就需要心理干预。

城市里的中学，达到峰值的学生比例仅占2%至3%，这意味着一个大班级里，整体氛围健康阳光、积极向上，只有少数几个性格孤僻、独来独往的孩子；当比例达到10%，表示学生群体可能隐藏着情绪炸弹；比例达到67%，这是陈娜对农村小学生做测试后的结果。

那么，67%的学生敏感度、防御性、攻击性数值都偏高，这意味着什么？

当一个陌生人走进这所学校，孩子们脸上出现木讷呆滞的神情，上百双眼睛长时间注视着。

有的学生感到惊恐，神色慌张，甚至会在楼道中晕厥倒地，引发癫痫而浑身抽搐。

还有的会叫上一群伙伴，愤愤然打群架，或者肆意发泄到无辜者身上。

陈娜在其调查的小学里，就碰到这样一个角色，王强是校园里的“孩子王。

王强是一名留级生，在陈娜的眼里看来，他身材瘦瘦小小，与其他学生没太大区别

王强要树立“孩子王”权威，就要求别人服从命令；假若不听他的话，则会挨揍、被孤立。

朋辈心理辅导的模式是，心理培训师用自主研发的心理学课程教材，对小学6年纪的学生进行培训。再让6年级学生担任小组长，让四五年级学生随机分组，小组长带领组员学习课程内容。

王强觉得小组长的存在威胁到他的地位。他上课从不配合，甚至培养了“老二”“老三”，在活动课上和组长对着干。假若有人听组长的话认真听课，那么王强就找来“马仔”揍他一顿，并命令班级学生不能和他说话，不能和他有接触。

小组长感到委屈，不止一次哭哭啼啼地想放弃、要罢课，活动课程一度难以为继。

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30.5%的留守儿童认为校园里或周边有不良帮派团伙，25.7%认为有同学加入不良帮派团伙。由于父母教导缺乏、老师监管不来，校园欺凌成为留守儿童群体中难以遏制的现象。

最严重的漠视来自最亲近的人

父母早早地离开，不仅会给孩子造成分离创伤，还会令孩子得不到正视。

这是在河南B县一所小学的女孩，她叫姜玲，父母很早外出打工，从小被奶奶抚养长大。酷暑里烈日当头，奶奶在山上摘茶叶补贴家用，攒了数月才换来700块钱。700块钱对于这个家庭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然而姜玲把钱全偷走了。她不买吃的穿的用的，就花在服务上——她雇佣了同学，给她做保姆、当保镖，让所有人围着她转。

这事最后败露了，奶奶追到学校里来，当着全校学生的面，狠狠地揍她，穷尽老人一生习得的，最污秽、最恶毒的语言来咒骂她的亲孙女。

令陈娜专注的是，姜玲肯定知道灾难性后果的，为什么冒险都要请人来服务。深入访谈才得知，原来小女孩的生活经历中，从来没有被认真对待过，天天在家打扫卫生、煮饭、洗衣服，被视作奴隶、工人。她想要的是一种当公主、当女王的感觉，被重视、被尊重。

陈娜认为留守儿童是被漠视的群体，“这种漠视首先来自于最亲的人，父母只管吃饱穿暖，却对情感需求视而不见；然后被社会贴上弱势群体的标签，在人们的通常印象中，他们特别穷苦，需要被捐赠、被关爱，而实际上，他们的需要是被尊重、被正视”。

撕下“问题儿童”标签

富士康心理咨询师周航负责两所学校的课程辅导，四川屏山县富荣镇中心小学，和四川苍溪县陵江镇第二中心小学。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每次到学校给孩子上培训课，周航都得经历一场劫难。从成都大本营出发，流转两所学校间，上课用时2天，赶路耗时4天。

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他得清早7点起床，赶在9点前出门。先是乘坐私营的面包车，再乘坐火车、公交车、客运小中巴、载客汽车，共换乘18趟交通工具，才能在晚上11点顺利抵达。

这一路走过了好几种地形，最初是碎石小山丘，接着是高原深壑，还有悬崖峭壁、万丈深渊。

同行的心理培训师中，有两人因受不了舟车劳顿，辞职走了。

而周航坚持留了下来，他心里放不下学校里的学生。

他接触学生的时间不长，每回都只能利用课间10分钟进行访谈。即便如此，福荣镇学校里有个女孩，给他很深的印象。这个女孩花了几年的时间，把成绩从中下水平提高到年级拔尖，成为全校公认的全能型人才。

无论做什么，这个女孩都是一副很认真、很努力的样子。有一回，周航问道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女孩的回答让他坚定留在学校。

原来她小时候父母离异了，只有妈妈陪伴着长大。母女两人关系很亲密，会说很多事情，她能从妈妈身上体会到一种被抛弃感。待到记事之年，她渐渐地成为了妈妈的依靠，她拼了命地读书，就是不想让妈妈失望。

这个尖子生一边流泪，一边述说。她3年级时，成绩就突飞猛进；6年级临近毕业，她开始思考自己的将来，去哪所中学读书、以后要做什么，甚至想到长大后挣钱给妈妈过上好生活。

周航感到心酸，对于一个小学生而言，这样的想法显得早熟。“他们同样有欢笑、痛苦、打闹、哭泣的时候，也仍然快乐、认真、积极、努力地生活着。我没办法不为他们做些什么，只要能让他们快乐一点，我都愿意再坚持一下”。

同时，他感到一种出乎意料的欣喜，农村留守儿童不见得比其他地方的差，“不能轻易给他们贴上问题儿童的标签”。他更愿意留在这里守望孩子们的变化和成长。

蜕变

富士康的朋辈计划，在4地5所学校实施以来，共计开展小组课程770次，参训学生约850人，受惠留守儿童730人。期间，“朋辈”项目工作人员对受训学生做了2000余次访谈，并筛选了10个个案进行跟踪分析。

没有能比调查数据，更清晰、确切地反映孩子们身上发生的变化。

在课程后期阶段，陈娜再一次进行测试。她发现学生们在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冲动倾向等多个维度均值都有所下降。虽然下降不明显，但已足够说明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正朝着积极方向好转。

最让富士康工会心理咨询师杨春辉欣喜的是，朋辈计划的总结报告中显示了2项重要数据。以兰考的小学调查为例，当被问到“你有非常好的朋友吗”，表示有5个以上好朋友的选项中，前测比例仅为58%，而后测达到64%；“遇到困难时，有人可以帮助你吗”，选择“很多人能帮助我”，前测仅32.7%，后测则是41.5%。

这意味着，孩子们交朋友的数量增多了，以及遇到困难能获得帮助了。对于留守儿童而言，以前遇到挫折不知道谁能帮忙，特别绝望的时候，可能会采取极端方式伤害自己，如今能找伙伴说一说、哭一哭，这就释放情绪和压力。

朋辈课程起效果了。

杨春辉揭示了课程意义，不在意课程内容、不追求上课效果，关键是参与者的关系发展，搭建能够支持彼此的蜘蛛网。“课程、游戏、活动、竞赛都仅仅是手段与方法，最终目的是使留守儿童间达到朋辈深度连接，产生亲密的情感连接，从而建立起孩子们的友情支持体系”，她说道。

刘坤不敢奢望立刻能有效果，“希望能有效果，但不苛求”。他也不曾刻意宣传，他解释《富士康人》持续性的报道，仅作为记录，观察项目发展轨迹的变化。

经过一年的沉寂，如今富士康想对外传播这场公益实验，理由是提供一种可能性，让别的企业看见，并尝试效仿。刘坤说道，“如果能带动别的企业，那我们的效果就出来了。”

这大概是陈娜最愿意看到的光景，相比起支教是企业不断地输血，朋辈则是乡村自我造血，假若这片试验田中播下的种子能够开花结果，那么6102万的留守儿童就有了自我救赎的希望。

（文中王强、姜玲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