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记者 管亚东 通讯员 石薇

全国人大审议慈善事业的基本法，对全中国的公益慈善界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霖”。昨天，作为全国公益慈善先锋城市，由于人均捐赠额数次达到全国第一而被誉为“最慷慨城市”的深圳，公益慈善界达人们都期盼深圳可以让《慈善法》尽快做好落地衔接。

人才衔接

公益人才也是“孔雀”，也可进“千人计划”

公益人才不是人才？不能拿高薪？作为全国著名社会组织，深圳市红树林湿地基金会秘书长孙莉莉在今年市两会上说，她请一个美国留学的专业博士，只能给不到10万的年薪。而在深圳一些社会组织中，秘书长们经常跳槽，更不用说普通工作人员，再好的理想也抵不过现实。

全国政协委员马蔚华在今年两会上率先就一些落后的规定“开炮”。他提出，尊重公益慈善组织独立法人地位，减少对公益慈善组织法人主体内部事务的干预；尽快取消“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等不合时宜的规定。还有对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标准，“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上年度税务登记所在地人均工资水平的两倍”，对公益慈善人才的认可和激励以及未来人才的储备都带来很大的限制作用。

市慈善会秘书长房涛说，中国慈善事业要有一个美好的春天，人才是重中之重。目前全国社会组织的骨干和领导人才都非常短缺，深圳应该具有这样的使命和责任，抢占中国社会建设领域人才建设的制高点，将对社会领域人才的培育和吸纳计划匹配到现有的孔雀计划、千人计划等经济领域的人才政策中；将全国唯一一所社工学院升级为特色学院，拿出当年引进清华、北大、中欧商学院的魄力和财政投入，规模化系统化加大社会慈善公益领域人才的全面支持力度。

配套法规衔接

税负优惠需要出实招

非盈利机构的理财收入是否交税？公益从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是否给予优惠？这些老问题随着慈善法的出台，“伸长脖子”等了很多年的他们能否迎来春天，其实仍然是个未知数。问谁都是税权在国家，能免不能免地方说了不算。而税负在深圳很多腾挪空间本来就狭小的民非组织中压力很大，例如一个社区服务中心配7个工作人员，光是所得税就得交很多，最后社工和辅助人员拿到手的钱就少了，更别说承担着运营任务的社工机构，这在全市投入运营的近600多个社区服务中心中是普遍问题。

“法规打架”的局面，随着“上位法”的出台或许可以迎来解决的契机。马蔚华委员在提案中也提到，建议民政、财政、税务等部门切实梳理并修订不符合《慈善法》的部门法规和规定，严格限制自由裁量权，尊重公益慈善组织的独立法人地位。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慈善法对慈善组织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权利应该更加明确。税法并没有把慈善组织的认定以及免税资质衔接好。比如是否依据慈善法一旦认定了“慈善组织”，就当然成为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里所规定的可以税前扣除的“非营利性机构”？

目前深圳市是由财政、税务、民政三部门联合针对免税组织资格的认定，以及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认定，慈善法实施后是延续这样的流程，还是另起炉灶建立新制度，也需要尽快有个说法。

创新衔接

资本推动让慈善有“活水”

民政部部长李国立曾表示，2016年或将开启公益信托新时代！类似公益金融的创新，在深圳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了资本推动，可以改变慈善“悲情”催捐的老套路，也给了企业家们参与公益的新模式，更让公益慈善有了源头活水，而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在深圳，前海对公益信托跃跃欲试。例如成立公益信托公司来运营信托资产，一方面收入和资本利益用作慈善用途，另一方面富人或者企业捐赠委托，并不干扰金融市场正常秩序，作为先行先试的前海，既有政策又有创新的优势，完全可以将这件事做起来。

深圳市民政局最早提出了慈善信托在深圳的试点，一是可以起到杠杆作用。市慈善会秘书长房涛表示，以PPP和公益金融方式推动社会服务实体建设。在全国率先组建由政府引导资金＋社会公益资本+商业投资资本的混合母基金，采取公办社营、公社合营等方式推动社会建设实体的规模化优质化建设，这是社会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需要，也是城市美好和人民生活幸福度不断提升的需要。

二是可以扭转政府投资偏好于经济领域的GDP思维，加大向民生领域的投入，而PPP和公益金融不仅仅是对财政资本在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领域投放的补充，更重要的是以资本的力量推动其治理的变革和管理的创新，真正推动这些领域的政府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