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公益诉讼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外延，涉及司法权、行政权之间的微妙调整，所以，改革须循序渐进

沈彬

12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张德利，亮出了检察院公益诉讼试点改革的第一张成绩单：截至11月底，试点地区共摸排公益诉讼案件线索339件；各地区已报送最高检审批的案件有11件。

这一年多以来，“检察院公益诉讼”的试点改革可谓盈科而进。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今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选择广东等13个省份展开试点。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

但为什么试点已经有几个月了，而目前最高检公布的成绩，主要还是集中在“线索排摸”，而不是全面开花的诉讼呢？原来，检察院公益诉讼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外延，涉及司法权、行政权之间的微妙调整，所以，改革须循序渐进。

首先，为什么在普通公益诉讼之外，还要试点检察院的公益诉讼？近两年，民事诉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陆续修订，明确符合一定条件的民间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但是，一者，民间公益诉讼“门太窄”，还不能有效震慑污染等违法行为；二者，在取证能力、财力、物力方面，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虽有更大优势，但是之前法律没有明确授权，所以短期内无法全面激活公益诉讼。

其次，也应看到，检察院试行公益诉讼，对现行的司法诉讼体制有所突破，所以需要稳健地把握改革节奏，保护改革创新与司法严肃性的统一。比如，原本民事诉讼是所谓“民告民”；现在由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就是“官告民”，突破了既有的民事诉讼的基本框架。再比如，之前检察院纠正政府部门的渎职行为，主要通过追究相关责任官员的刑事责任来实现，而试行行政公益诉讼后，是通过状告政府部门“行政不作为”来实现的，把传统的“民告官”变成了“官告官”，其中行政-刑事责任的衔接等法治细节问题，都需检察机关仔细权衡。

从具体机制上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明确，无论是民事公益诉讼，还是行政公益诉讼，都应有“诉前程序”。比如，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检察机关应当先行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相应机关在一个月内拒不纠正的，才可以提起诉讼。此外，地方试点检察院拟决定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一律要上报最高检审批。所以，这次最高检晒出的成绩单，主要还是集中在“线索排摸”方面。

慢工才能出细活，稳健也是这次司法改革中的“巧力量”，需谋定而动。

（作者系知名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