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记者 郑健阳 李博

政协委员、农工党深圳市委会副主委王坚在调查中发现，要实现第一目击者参与现场急救，并不容易。

困境1 ] 不会救

公众急救知识普及率低

前不久，深圳地铁车厢内，一名乘客突发心脏病倒地，市人民医院麻醉科医生杨悦刚好在车厢内。她立即对该乘客实施胸外心脏按压，按压了60下左右，病人终于苏醒并被迅速转运到医院。

“并不是每一次意外都有医生在场。”王坚说。据深圳急救中心统计，深圳在16年内已累计完成约18万市民的急救普及培训（包括颁证培训与不颁证讲座）。以2014年政府公布的全市常住人口总数计算，剔除学龄前儿童数量，深圳市目前的全民急救普及率为2%。该数字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但王坚表示，2%的普及率意味着，一个人倒地，100个从其身边经过的人中，只有两个人学过急救知识。公众参与急救遭遇的困境之一就是“不会救”。

王坚说，目前国际上急救普及率平均水平是10%，香港20%、新加坡20%、美国35%、日本中学生92%，欧洲发达国家30%~40%，在公民急救普及率上，深圳市只处于起步阶段。

王坚建议，应强化急救技能培训，将急救医学培训纳入到中小学教育课程，加强对社区居民的急救医学知识普及。有市民建议，应鼓励更多机构甚至是商业机构加入到急救培训行列中来，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广急救知识。

困境2 ] 不敢救

相关法律难保障救助人权益

在“梁娅事件”发生后，不少市民和网友将矛头直指当时经过的路人，认为他们没有及时伸出援手。

“除了不会救，不敢救也成为很多市民无法参与到急救中的制约因素之一。”王坚说。作为具有立法权的城市，深圳率先推出好人法。《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于2013年实施，是全国首个保护救助人的专门立法。

王坚认为，虽然该条例为保障救助人权益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支持，但是只在举证方面提出了明确法律保障，但相关条例仍未明确，如救助人是否需要征得被救助人的同意等。

记者了解到，杭州已经在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杭州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该条例规定，凡是通过急救培训取得证书的人去救助他人时，不论结果，完全免责。王坚说，深圳作为依法治市的典范，更应该走在全国前列，应该在现有的《深圳经济特区助人行为保护条例》的基础上，讨论和细化相关条例：明确救助人需具备的急救呼救条件；明确救助人的施救知识；明确救助人的施救免责条件等等。

困境3 ] 不能救

公共场所急救设施严重不足

2015年3月，中国医生在美国救助一位突发心脏骤停的美国人，现场徒手心肺复苏的同时，他还借助AED（全自动体外除颤仪）成功救活该名美国人。

据介绍，心源性猝死是指由于各种心脏原因所致的突然死亡，可发生于原来有或无心脏病的患者中，常无任何危及生命的前期表现，突然意识丧失，在急性症状出现后的1小时内死亡，91%以上的心源性猝死是心率失常（室颤／无脉室速）所致，治疗室颤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电击除颤（AED），CPR（徒手心肺复苏）能延长室颤，为争取AED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王坚说，目前在深圳大多公共场所，AED等急救设备严重不足，全市公共场所的AED设备不超过10台。而对比其他国家和城市，平均每10万人在公共场所配备AED的数量：日本234台，美国199台，英国25台，新加坡20台。在中国，2010年10月，新颁布的海南省红十字会条例，首次将AED公共化安装纳入条例中，开创中国AED立法先河。

王坚建议，深圳应在公共场所推广安置AED，并鼓励普通大众等非专业人员接受急救培训，从而成为能随时使用AED的现场急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