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记者 熊珏桤/文 蓝军/图

连日来，关于“扶不扶”问题的讨论在我市各界热烈进行，随着讨论的深入，我市学者也就相关问题从传统、文化、制度等多个方面发表看法。昨天下午，“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就首次以“扶不扶”这样的社会热点作为讲堂主题。深圳市社科院副院长黄发玉首次以主讲嘉宾身份，从“扶不扶”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源、传统文化等多个角度，阐述了当前我国重塑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讲座中，黄发玉认为，讨论“扶不扶”事件应从时间上追溯。他认为2006年“彭宇案”所引发的社会负面效应，以及在其后各地发生的“因扶被讹”案件，对当前价值观、道德体系的淡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当时在‘彭宇案’判决后的推理方式、断案结果让民众感到忧虑，产生了‘坏人变老、老人变坏’的恐惧感。”他说：“正当我们还在为2014年春晚小品《扶不扶》感慨的时候，在深圳的公交站发生的‘马师傅扶老太被讹’事件又拷问着我们的社会。”

针对当前“扶不扶”成为社会讨论热点这一现象，黄发玉认为，这一问题之所以存在社会疑问，主要因为4个方面的缺失：社会应急机制（心理）、道德问题、法律问题、技术问题。社会应急救治体系的不完善，让外出的老人（弱者）没有在健康、人身安全方面的保障，这是机制问题也是心理问题；法律制度对于扶助、救助的双方当事人的保护也不够完善；众多有意参与救助的市民对于急救的技术知识没有储备；最重要的是道德上的冷漠，早已让不少人丧失了救助的道德感。

随后，黄发玉从道德层面剖析了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缺失的现状。他认为，从封建社会继承而来的“国之四维”、“五常”就是我国社会传统道德的基础，但随着市场经济价值体系建立、西方文化渗透、道德教育“应试化”、法制保障建设的缺失、负面传播影响等5个因素的联合作用，使得包括拜金主义、权钱交易在内的不良风气横行于世。黄发玉说：“假设一个国家失去了核心价值，这个国家也失去了道德体系中安身立命的根基。因此，‘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正是针对重塑核心价值观而来。我们不难看到，这其中继承了传统的道德标准，也吸纳了西方现代价值，比如，个人主义、平等主义、自由主义精神。”

在提及其他国家对于“好人法”法制建设情况时，黄发玉说：“包括德国、意大利、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在法律上确认，对不帮助其他处于危急状况公民的行为追究刑责。美国也以订立‘轻微疏忽罪’的方式，对救人过程中被诬陷的施救者予以相应惩罚。”他指出，近期深圳颁布了以保护救助人权益为内容的法规是一个好的开端，随着各地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逐步完善，各地版本的“好人法”将逐步降低公民救助他人的道德风险和成本，这也将从法律层面上增强公民道德观念和核心价值的重塑。

□互动

王沙燕（市民）：为方便大家参与急救，此前卫生部还发布过急救技术指南，您觉得这种科学急救和‘性本善’的急救是否冲突？

黄发玉：每个摔倒的人原因肯定不同，大家不冒然施救可以理解。倘若我们有了基本的科学急救知识，能判定自己的行为不会加重对方的情况，当然可以伸出援手。问题是，当前我们的社会道德淡漠，即便是看到别人摔倒也不愿理会，这就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了。

张骏马（市民）：我是70后，我的观点是要在确认风险的前提下，再去考虑扶还是不扶。因为我担心没有法律保障，您对此怎么看？

黄发玉：深圳已颁布了“好人法”，其中就包含三个原则：谁主张，谁举证；政府及公安机关举证；举证明确后再做判定。这就从法律上保护了救助人的权益，谁诬陷你，谁就需要举证证明。

张和平（市民）：我是50后的退休公务员，小时候就学雷锋。在讨论“扶不扶”时，我们能否从一个面上来讨论，比如，将“扶不扶”的主题变为“帮不帮”？

黄发玉：“扶不扶”不要单独理解为扶起来，你打电话帮扶他人也是一种帮忙。你问他家里人的电话，你打120，打119，我觉得都属于帮扶的道德问题，也包括了帮不帮的问题。“扶”看似是一个具体动作，其实也是价值观、道德水平和善心的体现。

张和平：在重塑“扶不扶”的价值时，我们应该怎么做？

黄发玉：从4个方面做：首先，要从娃娃抓起，三字经里都说了，“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其次，法律法规上要健全，保护好施救双方的利益；第三，就是要惩恶扬善，大力表彰好人好事，严厉惩处不良之风，类似马师傅这样的人要大力表扬；第四，政府机关、公众人物要起到表率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