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扶不扶”的大讨论正在开展，掩卷沉思，我扪心自问：我的选择是什么？一下子竟给不出答案。

我明显感到有两个小鬼在脑海里打架，一个告诉我，你必须得扶，不扶你还是人吗？所谓“人”，不就是一撇一捺的互相搀扶吗？“嗯，得扶。”还没等我下定这个决心，另一个小鬼立刻跳了出来，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会不会被讹呢？前车之鉴不远哦，好心没好报哦，英雄流泪又流血哦，“听了一大串忠告，我犹豫了……”

我知道，从我犹豫的那一刻起，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这一犹豫，其实让“扶不扶”成了一道选择题，而这本不应该是一道选择题。两个小鬼在我脑海里打得不可开交，还好，我是一个有点逻辑思维的人。我觉得要想使“扶不扶”这一问题的讨论富有建设性，可从三个逻辑层面来探讨。只要将这三个逻辑层面的问题讨论清楚了，我想“扶不扶”就不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了。

首先，是“想不想扶”的问题，这个层面告诉我们，人与人相扶的人性本源；其次，是“敢不敢扶”的问题，这个层面告诉我们，人与人相扶的机制保障；最后，是“能不能扶”的问题，这个层面告诉我们，人与人相扶的能力问题。

道德是律己的，律他显得虚无。因此，在谈论“扶不扶”的问题时，我想首先最好抛开道德不谈，毕竟这是一个法治社会。不谈道德，还在于，道德根本不是谈出来的，谈多了容易谈成满口仁义道德。

扶人，不是一种美德吗？不谈道德，那谈什么呢？我想告诉你，扶人，这是人类内心的一种客观需要，而不是道德的要求。为什么这么说？圣贤孟子早已将话说得明明白白：“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对孟子的这一观点，我深以为然。从人性的角度讲，恻隐之心、扶弱济贫其实是人类内心的一种自我需求。从这个角度说，“扶起跌倒的人”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需求。跌倒的人需求你扶，你也需求扶起跌倒的人。

我讨厌用道德来要求他人，要明白，道德能起作用的方式只能是要求自己。这是我为什么在“扶不扶”这一问题上，不喜欢探讨道德问题的原因。如果用道德谈论这件事，永远也谈论不完。因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好人，也不缺坏人，永远都是这样。如果用道德好坏的标准来谈论，只能是空谈。

我知道，你会用达尔文《进化论》的“弱肉强食”来反驳我的观点，那我只能说，你说的是自然现象，而我谈的是精神需求，你说的是动物世界，我讲的是人类社会。好了，既然“扶起跌倒的人”是人性的一种自我需求。那就是说，“扶不扶”从应然的层面上，根本不是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还会有“扶不扶”的困惑呢？那就是下一个逻辑层面的问题了。

“想不想扶”不是一个问题，“敢不敢扶”却是一个大问题。就好像，很多事，你想做，却不敢做。想扶，不敢扶，才最痛苦。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从人心到人心的距离。到你要扶起一个跌倒的人时，你永远都无法知道这个跌倒的人的内心在想什么，他是想感谢你，还是想讹你？鬼才知道。人都有恻隐之心，但人也都是趋利避害的。当我不确定我要扶起的这个跌倒的人，是想感谢我，还是想讹我的时候，扶人就成了一个需要胆量的事情，或者说成了一个赌博。这就产生了“敢不敢扶”的问题。

解决“敢不敢”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解除扶人者的后顾之忧，或者说，让扶人的人，在万一被讹诈的时候，也有东西可“扶”。这个可扶的东西是什么呢？法治，是个好东西。去年8月深圳就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这个规定解决的就是“敢不敢扶”的问题。如果遇到讹诈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办就是了。在一个创建一流法治的城市，有法治来撑腰，扶人者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既然敢扶了，“扶不扶”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呢？显然还没有，或者说，还远远没有，想扶，敢扶，完成的只是初级阶段，还没触及到事件的核心。还需要什么呢？还要能扶，“能”是能力的能。在扶人这件事上，匹夫之勇也是要不得的。

需要什么能力呢，当然不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医生，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懂得一点急救的常识。这是很关键的，社会或者医疗机构应该在社会上宣传，人跌倒以后，哪些情况能扶？不能扶怎么办？这方面的常识，我觉得目前是最缺乏的，需要一定的普及。

总之，从想扶，到敢扶，再到能扶，我觉得是有机统一的三个逻辑层面，这三个层面想清楚了，我豁然觉得“扶不扶”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脑海里的两个小鬼也不打架了。前提是，一切能落到实处，比如，扶人的能力问题，希望社会能有一定的宣传机制。

还有，法律要给力啊，别成了“僵尸法”！

其实，这次马爱平师傅的事情是检验《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的一次好机会。如何保护好人、惩戒讹人的坏人，如果能够用法治的精神来解决，相信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读者 徐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