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特区报记者 刘启达 文 图

“菜篮子”一直最受市民关注，近日台风导致了深圳菜价的波动，不少菜价直线上升，这也引起了家住南山丽湖社区的邱新贵的关注。

“以前每次台风来临，我们在深圳也是可以收获蔬菜的。”说这话的邱新贵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深圳最早的一批“支援农业建设者”，也是深圳最后的一批“支农者”。

邱新贵与深圳的故事发生在1982年。他带着一家6口来到南山西丽“支农”，31年过去了，他成了深圳“支农者”中的最后一批坚守者：在城市的边缘种田种菜，做着都市的生意，过着农民的日子，几十年不变……

结伴到深圳“支农”

1979年的广东农村经历重大变革，这年6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铺开，其中河源紫金县出现的单干户超过1.5万户。

时年29岁的邱新贵当时在紫金九树村当农民，他干劲十足，种田打耙、挖地开荒什么都干，但随着儿女的出生，老家人多地少的矛盾就出现了，一家6口只有2.4亩地，歉收时连口粮都供不上。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那年，南下打工的人很多，蔬菜供应压力很大，邱新贵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心中一怔：反正到哪里都是种地，那还不如到城市边上去种，这样赶个集都方便。

1982年上半年，深圳市提出组织外地农民到深圳“支农”种菜，先后到潮汕地区和广州郊区分别组织5000多菜农到深圳种菜，邱新贵正好赶上了。

邱新贵先和几个老乡在深圳西丽的大磡探点种地，稻谷、花生、红薯……什么都种，有了收成就拉到南山市场去卖。邱新贵记得当时花生每斤能卖到1.5元，这一年光花生就卖了500多斤。

年后，邱新贵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决定和妻子刘祝英带着4个孩子赶赴深圳“支农”，做一个“永久居民”。与邱新贵一道的还有邱增云、邱育森、邱金台等7户人家共40多口人。

关上老家土砖房的柴门，他还特意在门上挂了把新锁，邱新贵希望自己能回来，但他自己心里也着实没底：当了几十年农民，现在背井离乡，怕是再也不回来了。

关门、上锁，离开九树的那一刻，邱新贵洒下几行热泪……

种菜业绩上过《人民日报》

邱新贵一行人最后浩浩荡荡开进南山大磡村。

邱新贵回忆说，眼前的大磡村绝大部分是荒山，从南头到大磡村没有公交车，只能走路，而进入种植所在地王京坑，只能自己开出一条土路。

刚到大磡大家根本没有房子住，很多人只能睡在树下或者搭草棚住。邱新贵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动手建房子，砖、瓦都是自己动手烧。半年后，房子就建成了。一家6口才算在深圳有了栖身之地。

1984年经紫金县劳动服务公司和深圳南山区农牧公司签订协议，并经深圳市批准，邱新贵一行成立“支农”机构——紫金种养场。

邱新贵眯着眼回忆说：“紫金种养场红火的时候有近300农民同时干活，稻谷、蔬菜、花生、红薯……什么都种，市场上缺什么就种什么。在紫金种养场周围的‘支农’农场还有信宜种养场和淞口种菜场。”

后来，种养场还建起了党支部，蔬菜最高年产5万公斤，为特区农产品供应作出了贡献，并因此还上过当年的《人民日报》。上报的事过去几十年了，但邱新贵回忆起来还是津津有味，谈得眉飞色舞。

跟不上都市节奏

在农场里干活，邱新贵与妻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然保持了在老家的生活习惯，繁华都市近在眼前，但他们很少去逛街，只安心种田。

从远处传来的卡拉OK声隐隐能听到，但这与邱新贵家里无缘，孩子们只能在床上听一听，然后睡觉。

第二天清早，邱新贵就开始收菜，然后运到市场卖，几个小时后就能卖完回到种养场。

过了农忙，邱新贵就四处找些零工来做，帮人种荔枝、挖鱼塘、收稻子……帮人收一天荔枝挣15块钱，冬天帮人挖一天鱼塘挣50块钱，反正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

妻子刘祝英也和在老家一样，在种养场以及门前屋后养了猪、狗、鸡、鸭，其他的农户甚至还养起了牛羊，每天清晨把它们放进荔枝林，夕阳西下的时候，一声呼哨，它们又成群结队地回到圈中。

邱新贵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就送到附近上学，只是每年要多交1000块的借读费。女儿需要坐校车，本地的孩子是不用交车费，但她每月需要多交150块钱的车费，因为女儿是外地户口，她不能享受这些。

农闲时，刘祝英到附近的工厂帮人扫地挣点家用，与丈夫种田作息一样早出晚归。

邱新贵说，这里的生活与紫金老家没什么两样，只是换了一个靠近都市的新环境，“有力气就有钱挣”。都市繁华生活与快节奏在这里都不奏效，邱新贵更愿意与孩子们一道按着老家的生活往前走，一步一步、不变不惊。

记者昨日来到他们所说的这片荔枝林，一条土路直通荔林深处，随处可见的是水源保护区的告示牌。见有生人来，一群狗在荔林里狂吠，一位姓曾的阿婆安详地坐在路边放羊。再往里走，藏在荔枝树下的几户人家才显露出来。邱新贵说那里曾是他的家。

“支农”的坚守者

1995年，邱新贵还与另外6户人家一道承包了西丽湖边的近400亩荒山，承包的费用是每年上缴数万斤荔枝，邱新贵在那里挥汗如雨干了5年多，全部荒山都种上荔枝树。已当上副场长的邱新贵带着农民，固执地坚持着春种秋收的梦想。

随着深圳交通设施完善，货畅其流，外地农产品大量涌入深圳，城市扩张让“支农者”不断从城市撤退。2000年左右，“支农者”开始纷纷撤离，信宜场、淞口场先后消失。由于紫金场离市区较远，加上交通不便，紫金场一直保存了下来。

2001年前后，西丽水库被政府划为一级水源保护区，紫金场正好在这个保护区内，按要求，水源保护区里不能再搞种植与放养牲畜，邱新贵全家面临搬迁。

刘祝英哭着不想搬，因为再建一个家太难了，这里住了快20年了，感情上也不舍。因为这些房子都是没有报批的违建，况且这里是水源保护区，2009年初，城管将这里的建筑拆除。

这个时候，邱新贵和一些当年的伙伴回了一次老家紫金，想看看20多年前留下的老屋，泥砖老屋已残破不堪，当年的新锁已锈成烂铁。

邱新贵一家最后选择还在深圳打拼，又在水源区外建了一间房子，准备再在当年的400亩荒山上再努力耕种，多收荔枝，多养走地鸡。

这一年，邱新贵遇到了一个他无法绕开的土地权属问题。当年大家一起承包的400亩荒山承包期到2010年结束，但2001年前后此地被纳入一级水源保护区，一切种殖都受到限制，走地鸡只能养几只、牛不能再养了、农药不能再用了，一旦超过这个范畴，就会有政府的工作人员找上门来问责。

当年的7家人家，邱增云已投奔远在河源的儿子，邱育森跑到惠州与儿子一起搞修理，邱金台早已洗脚上田，在西丽开环卫车，邱卫荣回到紫金老家养猪，只有邱新贵还坚守在荔枝林里，他笑着说：“我是深圳最后一批‘支农者’”。

比没走出来的人强

有一段时间，紫金种养场因子弟成绩优秀也出了名。孩子们生活清苦，走不进都市圈，都知道埋头苦读，场里先后走出30多名大学生。但邱新贵家的孩子显然是一个例外。

邱新贵家里4个孩子除了小儿子读了中专以外，其他都只读到中学毕业，然后开始在周边打工。他唯一的儿子是老幺，老幺前面的三个姐姐后来一个留在西丽、一个嫁到清远、一个远嫁香港。邱新贵说，深圳生存的压力很多，自己家底薄，实在是对不住孩子。

儿子老幺上过中专，今年30岁了，不过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两年一直在外面搞装修，有活时就做一点，没有就在家待着。

老幺后来和深圳一本地女子结婚，有了孩子，但大部分用度还是来自邱新贵每年在山上的荔枝。

有一次，老幺在填写一张申请表，邱新贵指着“民族”一栏对老幺说，你还是不要填“汉族”了，改一个民族填吧？

老幺当时不明就里，问，那填什么“民族”好？

邱新贵戏称，填“啃老族”吧。老幺一下闹了一个大红脸。

戏说归戏说，但邱新贵的说法背后还是道出了“支农者”后代教育所面临的一些尴尬：这些年，邱新贵一直无法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户口一直在紫金老家，孩子在深圳的教育出了多年的高价，当年小学每学期要多出600元借读费、初中要多出1000元，每年还要交劳务输入费、流动计生费、暂住费等等。

对此，邱新贵说，“你要问我这些年后不后悔，我还真回答不上来，”与同在紫金当年没有走出来的农民相比，邱新贵说生活还是要宽裕不少，在深圳的机会还是更多一些，总体上还是比没有出来的人强。

“最大的变化不在我们，还是在第二代身上，孩子们总体已经比我们这一代强出许多，一道前来的杨南风家就出了三个大学生，老魏家的孩子还在德国留学，这都是给我们种养场长脸。”邱新贵得意地告诉记者。

对此，深圳市人力资源与劳动保障局专家孟凡友博士分析指出，深圳早期的“支农者”无疑对深圳是作出过巨大贡献，但个人的发展也要与城市发展同步，要跟紧城市发展的脉搏。在30多年间，深圳已发展成国际大都市，其间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也提供了无数人生发展机会，但邱新贵他们游走于这个城市之外，固有地坚持了自己的某些东西，没有在城市里完成转型。“这是遗憾的，却也是无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