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地方红会作为器官捐献的第三方机构掌握着捐献者资源，移植医院希望从红会获取这项资源，但红会以此要求医院捐款，对捐献者进行救助。医院认为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有为自己牟利之嫌。

广州军区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的工作人员姚林称，有地方红会就凭借所掌握的潜在捐献者信息，要求医院捐款，但“这笔捐款用途的明细，红会从未公开过”。昨日，相关地方红会就此作出回应，称报道所说的红会逼医院捐款换取器官捐献资源的情况并不属实，他们从未参与器官分配和移植等过程，不存在不及时通报潜在器官捐献者信息给移植医院的问题，不存在费用不透明不公开之说，更不存在威胁医院捐款之说。同时在回应中还透露，相关捐赠款“主要用于支付器官捐献者的医疗欠费、困难器官捐献者家庭的人道救助和必要的办公经费支出”。不过，从上述回应中披露的信息，我们至少可以得知一个事实：那就是该地方红会的确是接受了移植医院的捐赠。

由于不少捐献者因为遭遇不幸事故或重大疾病，其家庭往往面临经济危机，按照现有的规定，捐赠器官本身的费用还需要捐赠者自费，这早就成为器官自愿捐赠的一个障碍。要让捐赠顺利，确实需要资金支持，但资金不会凭空而来。

既然器官捐赠本身属于无偿的公益行为，那么，整个捐赠所发生的必要费用都应该通过公益途径来解决。如果捐赠者存在医疗欠费，也属于需要公益支持的范畴，这笔费用理当通过慈善公益的途径来解决。当红会发现器官捐赠的各种必要的费用没有着落的时候，他们可以公开向社会募捐，或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接受器官移植医院提供的捐赠如果不带有附加的要求，或者不是作为一种交易手段，原本是可以说得通的，毕竟，捐还是不捐，主动权在医疗机构自己手里。

但是，如果医疗机构因为不捐款，或者达不到红会的捐款数额要求，而得不到红会掌握的捐赠信息，那么，医疗机构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要挟，自然会不满。与此同时，如果红会不公开或不及时公开捐赠费用的使用明细，医疗机构也有权怀疑红会是否存在挪用或者中饱私囊的可能。

人体器官只能捐赠不能交易，这是保障生命权利的国际准则。但是，如果器官捐赠信息不透明，或者器官捐赠资源处于某种垄断状况，也就很容易发生一些实质性的交易行为，那些为了获得器官移植的病人不得不付出额外的费用。假如真有器官移植医院“被索取”高额“捐款”，这笔费用最终会转嫁到患者身上，虽然不会公开以买卖器官的名义转嫁，但结果是一样的要患者买单。

而且，上述隐形交易行为的获利者不是捐赠者本人，捐赠者还被蒙在鼓里。自愿捐赠者原本出于爱心、善心捐出器官，如果发现自己的器官被用来牟利，他们岂不寒心？岂不打击本来就稀缺的器官捐赠意愿？

器官捐赠管理一旦出现问题，既直接损害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利，也将严重损害捐赠者的积极性，最终可能出现无人捐赠的尴尬。解决问题的途径，就要在法律层面建立强制性的信息公开，尽可能消除垄断，保障器官捐赠信息完整公开和合乎程序正义的共享，如果相关地方红会不公开信息，不仅会受到谴责，还会失去器官移植资源第三方管理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