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原本被红十字会寄于厚望，试图通过社监委的成立来扭转自己不被公众信任的尴尬局面。但出乎意料的是，社监委委员也接二连三受到公众质疑，而且有些疑云至今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多名社监委委员也无奈地表示，目前社监委的定位是受红十字会委托的咨询机构，。这个定位却和公众的预期相反，6月9日，社监委召开今年第一次全体委员大会，重新讨论社监委的定位、职能等众多议题。

如果社监委不能担负起社会监督红十字会的功能，那红十字会应该如何来改变当前的信任危机，专家给出的答案是：红十字会的领导体制对社会开放，建立红十字会监事会或第三方评估机构。同时，让红十字会的信息公开，让全体公众来担任红十字会的社会监督员。

事件回放

红会内部“自查自纠” 的圈圈

为了加强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工作、项目及捐赠款物使用情况的监督，进一步推动公开透明以满足公众期待，中国红十字会自去年年初开始筹办社会监督委员会。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于2012年12月7日成立。中国红十字会邀请了16名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广泛社会影响、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代表担任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包括学界、法律、医学、财会、媒体、志愿者等各界代表。

社会监督委员会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担任主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担任副主任，王永、邓国胜、王振耀、白岩松、吕红兵、刘妹威、陆正飞、张勇、杨团、金锦萍、郑静晨、袁岳、黄伟民和翟晓梅等14人为委员。

在社监委对外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作为社监委秘书长的黄伟民表示，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后将开展3个方面的监督活动：一是每年固定的监督事项，如捐赠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红十字会重大项目实施情况等；二是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质疑的事项，社会监督委员会可以主动开展调查和监督，独立向社会发布监督公告；三是接受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动邀请，对特定事项进行监督。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承诺，将全力保障社会监督委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监督委员会独立开展工作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也希望委员能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积极参与监督活动。

但是社监委从成立之初，就不被公众看好。媒体认为，由中国红十字会组建的社会监督委员会，遴选委员的标准和程序外界却不得而知。从“出身”上讲，社监委就已经被红会打上了“自己人”的烙印；从经济关系上讲，它更是一个依赖于红会的非独立机构。所以，无论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调查多认真、多细致，也逃不出红会内部“自查自纠”的圈圈。

记者调查

“言而无信”引发质疑

在雅安地震后3天，公众对红十字会的募捐热情不高。社监委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拟重启郭美美调查。这个消息点燃了公众对社监委的期待。

3天后，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微博澄清：社监委目前没有开会作出决定要重查郭美美，红十字会也没有准备要重新调查此事。

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随后也告诉记者，重查郭美美只是社监委内部的几名委员达成共识，是否调查尚需全体委员讨论后决定。

这样的反复，让公众感受到社监委的“言而无信”。

今年5月13日，知名爆料人周筱赟质疑社监委委员王永所在的公司与红十字会有利益关系，王永的公开身份是“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品牌中国产业联盟”作为社团组织曾向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颁奖，拉开了公众对社监委质疑的序幕。

尽管王永不断通过微博澄清自己与红会没有任何利益往来，但质疑却越来越多，后来又曝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未在国内注册而是“假社团”一说。王永也进行了解释，表示“品牌中国”选择在香港进行商业注册实属无奈之举，但在法律框架之内。

先后4名委员遭质疑

王永事件风波未平，对于社监委委员、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的质疑又起。网友在微博上举报，今年，红十字会发布《汶川地震灾区博爱家园项目终期自评调查报告》显示，该报告即由红十字会花钱委托零点公司所做。后来，袁岳公开承认承接过红会的评估项目收取了成本费6万元，为了避免公众的疑虑，他还决定退回红十字会所有委托款。

第三个受到公众质疑的社监委委员，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网友称王振耀为建立中国公益研究院，曾挪用红十字会2000万汶川地震捐款。此外，在担任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3个月后，由其担任院长的中国公益研究院便接手了红会直属单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一个公益项目评估。

王振耀很快就声明从未挪用过红十字会捐款，从未拿过红十字会的任何款项。壹基金也发布声明，澄清北师大公益研究院的2000万善款无关红会，而是壹基金向企业募集的定向捐款。

5月29日，蓝天救援队队长张勇被爆是红会安插在社监委的第四名委员，成为拿红会工资的社监委委员。对于此番质疑，张勇回应媒体采访时称，蓝天救援队是纯公益组织，不隶属于红会系统，也不存在人事安排一说，更无利益往来。但记者调查了解，早在2012年10月11日，张勇以民间组织——蓝天救援队队长的身份与北京红十字会正式签订“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管理岗位合约”，成为年薪5万的专职社会工作者，和他一起签约的还有一名蓝天救援队的办公室主任。签订合同之后，张勇可以拿到政府每年5万元的岗位薪酬，还做以前的队长工作，但是每半年他都要接受市红会的一次考核，如果出现违法和严重违纪行为，红会将解除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

多名社监委委员意欲请辞

一个由社会人士组成、以志愿者身份监督红十字会的机构，却深陷质疑的旋涡，让社监委的成员也觉得很无奈，几位被质疑的社监委委员在回应媒体时，为了与红十字会利益回避，还表示可以辞去社监委这个志愿职务。

社监委委员、新闻发言人王永6月2日在微博中发表声明，就给赵白鸽颁奖一事和品牌中国“假社团”一事向公众致歉。他还表示，在今年6月9日召开的社监委委员会议上，将向社监委就此事做出检讨，并接受社监委对此问题的判断和意见。如社监委认为必要，“我将辞去社监委委员一职。”

另一位社监委委员、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在被公众质疑与红会有利益往来时也曾公开表示，将在6月9日社监委全会上提请此事，接受委员会的判断与意见。如果委员们认为他不适合担任社监委委员，请委员会提交全会提出动议，如有必要他本人将辞去社监委委员一职。

蓝天救援队队长张勇也曾对媒体说，“至于他们说我够不够资格做（社监委委员），我无所谓，做也行，不做也行” 。

社监委委员为红会改革支招

作为社监委委员，王振耀表示已为红十字会提过不少改革的建议。王振耀认为，红十字会要扭转公众的不信任形象，首先要做一、两件能够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事情。“公共机构要为老百姓办实事，比如我建议红十字会可以从大病救助入手，实在不行还可以从儿童大病救助开始，通过红十字会的公共资源，解决儿童大病救助问题。红十字会也听从了建议，但是目前进展比较缓慢。”

红十字会的改革还要从体制上着手。王振耀说，红十字会的主要问题是开放度问题。开放度就需要公众的参与机制，若能亲身参与，有各种各样的理事会，治理结构就建立起来。红十字会的领导机制也要向社会开放，要让更多的社会贤达成为红十字会的领导，这样才能推动红十字会的彻底改变。

“红十字会系统改革已经站在中国公益改革前沿。改革有了方向，但是方法并不清晰，需要外界专业帮助。”袁岳也曾向红十字会提出过自己的改革建议，但也发现红十字会系统内部对于改革方向意见并不统一，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委员有话说

红会需要第三方评估

全世界的公益都不是仅靠社会监督，专业评估才是关键，包括财务审计、专项成效调查研究，专业公益组织研究机构，针对性地对一些薄弱环节进行监督。红十字会也应该有专业化的监督机制。很多公司采购过程中是否合规，必须有专业审计机构来完成，因为有些事情非专业的监督员和公众发现不了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社监委委员王振耀：

社监委委员频频遭受质疑，是因为大家对于社监委的定位不了解。社监委并非大家想象中的独立第三方机构。社监委没有注册，也没有独立的法人代表，何谈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呢？

社监委只是一个咨询性的监督机构，委员不是社会投票选出来的，而是受红十字会邀请而成为委员，我们大家都不是专职人员，只是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义务帮助红会完善自身，给他们提点建议，提供相关咨询。靠社监委当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在体制上不太可能。社监委就类似过去单位的群众监督小组，可以让红十字会变得更规范些，但不能指望社监委来改变红十字会。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社监委委员杨团：

社监委是红会为加强自身监督，邀请社会各界专家而设立的相对独立的机构。社监委应该沟通社会监督红十字会，而不能代表红十字会。社监委的监督功能目前是红十字会授予的，而不是社会授予。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社监委委员袁岳：

当前中国许多公益机构是没有评估的。国外的公益机构必须有评估。之前我们曾与美国福特基金会合作过，他们的任何项目都要经过评估。真正的第三方评估只做该做的事。中国的公益项目，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这方面是极缺专业评估监督的，特别需要加强。

希望通过社监委以及大家的努力，推动红十字会在有限时间内建立第三方独立评估机制，以倒逼红十字会进行系统改革。

专家解读

每个委员要有公信力

作为社会监督委员会，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聘请，都要有公信力，每个委员也要有公信力。社监委委员不断遭受公众质疑，说明社监委委员要与红十字会避免存在利益冲突，这样才能取得公众的信任。社监委委员如果与红十字会存在合作，首先要透明公开，委员和红十字会都应该对公众交待清楚。如果有进一步的合作，红十字会更要有相关态度，避免公众心存质疑。公益组织一定要有第三方监督机构或自律联盟，通过严格的行业审查、财务透明化等方式对公益组织进行有效监督。

——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博士

社监委不应是咨询机构

不是社监委的定位有问题，而是社监委有关成员对社监委的定位理解有误。如果仅仅为红十字会提供建议和咨询，社监委就可以改名为咨询委员会，而不应该叫社会监督委员会，既然叫社监委，就要起到第三方的社会监督机构职能。

社监委的人选应该通过公示，程序要公开透露，委员也尽量避免与红十字会有利益瓜葛，避免公众对第三方的独立性产生不信任。社监委委员包括学界、法律、医学、财会、媒体等各界代表，享有列席红会会议、查阅红会文件、对红会进行质询等权利，可以真正代表公众对红会实施有效监督和调查等，促进红十字会不断走向公开、规范、健康与透明。社监委有责任让红十字会各项工作信息公开，让全体公众都成为红十字会的社会监督员。只有当公益组织的一切运作全部透明如玻璃房中进行，这样红十字会才能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

——台湾知名公益人士

跨版撰文 晶报深度调查记者 王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