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遥 壹基金传播部副总监

深圳是个充满善心的城市，但有善心的人对于社会组织的信任度还是很低的，因为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做好事我们要自己做，我们要做就做一对一的救助。

做好事要自己做，在实践上有很大困难。例如，需要帮助的贫困儿童往往在偏远地区，交通不是很发达，往返一趟，半个星期就没了。这一趟出行成本一般需要2000元以上，而一般来说，每个贫困儿童的救助金一年最多1000元。所以，除非是大公司集合起来救助，或者救助总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否则自己前往做公益的成本是明显过高的。

这种情况下做一对一的救助，需要一个社会中介组织，要么是民间公益机构，要么是地方政府或者学校。今年地震前就曝出的一个案例，深圳一家庭从1993年起，每学期至少捐款400元，资助1名井冈山贫困小学生，直至他初三毕业。后来，受资助者到广东打工，见面聊天时，无意间透露，每学期到手的仅40元。

这个案例曝出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貌似一对一的直接救助，其实必然会出中间环节，如何选择可信的执行机构。第二个是一对一的救助到底改变了什么，并没有人去追问，受助人的人生轨迹应该如何改变，怎么样才能真正改变受助人的命运呢。

在一对一救助的竞争中，为了证明自己的真材实料，执行机构出动了各种方法。最早只要受益人的花名册，后来加上了签收签字按手印，还要来回书信交流，需要每个小孩拍一张照片，最后还要跟踪拍一系列的视频。

其实这些是否都解决了受益人真正受到救助的问题呢？另外一个最大的压力在于，100个小孩这样做没问题，但1万个小孩的时候就非常吃力了。这样的模式做下去，终究有一天，庞大的受益人体系会压垮这样可怜的操作模式。而且当儿童数量增多的时候，这种形式上的核实系统也必然漏洞百出。毕竟，对核实系统的核实又如何保障呢？事实上，核实系统应该指向的是一家机构的制度与管理。

一对一救助的目标是什么呢？同样是400元的捐赠，给小孩子吃饭增加营养是一个方法，让他们有衣服穿也是一个方法，提供更多体育活动的机会也是办法，让童年更快乐同样是方法，学习更多职业技能依然是办法。所以，即便是400元，每一种救助方法都可能给少年带来一个不同的未来。

因此，现在流行的一对一救助方法，如果深究下去，也有很多不可靠的地方。但公益的发展，就是逐步地反思过去的不可靠，创造可靠的未来。将一对一的救助，加上制度构建和救助目的思考的升级，必然会为更多贫困儿童带来更好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