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器官无偿捐献最多的城市，器官却多流向外地 ●有能力做手术的深圳医生无奈坐“冷板凳”，患者不得不舍近求远到外地做手术

同一个时间，不同的空间，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做血透的尿毒症病人阿强和市二医院器官移植科医生王平的脑海里萦绕着同一个疑问：“深圳是全国器官无偿捐献最多的城市，为什么器官都捐到外地去了，深圳的病人不能在本地做移植手术？”据深圳市红十字会统计，2012年1月1日至4月9日，深圳共有40例多器官捐献，仅有湖北女大学生黄圆圆捐献的一个肾脏在市二医院完成了移植手术。

晶报记者 罗秋芳

尿毒症病人的生命等待

又是一个星期二，34岁的阿强（化名）如约来到市人民医院血透中心，开始一周三次的血透。这样的生活，他坚持了两年，风雨不改。

飞速运转的透析机里流淌的是阿强的鲜血，净化后再重新注入他的体内。躺在狭窄的病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上悬挂的电视，这样的姿势阿强要保持4个小时。

2010年9月，川籍销售员阿强全身浮肿，医生告诉他，慢性肾炎已经发展为尿毒症。药物治疗仅维持了半年，阿强也加入了血透“大军”。放眼望去，100多个和阿强同时做血透的尿毒症病人里，像他这样年轻的没几个。没生病之前，阿强是个充满着生活气息的小伙子，爱旅游、爱和朋友聚会；现在，只有血透完的第二天有点精神，过完这一天，迎接他的又是血透，又是奄奄一息。他的生活就在血透—休息—血透中往复循环，还要不时应付突然袭击的感冒、发烧、心脏不适。阿强略带羞涩地跟记者说，他脸上的痘痘也是血透的“后遗症”，因为毒素排不出去。

阿强做血透的病床靠着窗边，随风飘动的窗帘偶尔将一缕阳光送到他的身上，仿佛在提醒他，生活中依然有阳光。阿强清晰地知道，他生命中的阳光，就是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肾源。血透后的第3个月，阿强拖着疲惫的身躯去了广州，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省二院”）做了配型，同时在省二院和珠江医院登记排队等候肾移植。

“深圳是全国器官无偿捐献最多的城市，为什么不在深圳的医院排队等候肾移植？”记者的疑问没有让阿强感到一丝惊讶，眼神依旧盯着天花板，平静地说：“大家都知道，深圳没有一家医院可以做。”

因手术例数少

丢失移植资格

又是一个星期二，市二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王平如常在外科门诊出诊，为做完肾移植的病人复诊，或者给到外地做移植手术的病人开转诊单。他不用上手术，也没有病房，这样的工作，他坚持了6年，渐觉乏味。

2006年，王平和他的一名学生以市二医院人才引进的方式，创立了器官移植科。此前，他是广州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移植科主任医师。从1993年开始算起，他参与的肾移植手术超过1000例，主刀的手术超过700例。

与王平的采访，在市二医院里一个僻静的房间里进行，因为他没有专属的门诊。点燃一根香烟，王平狠狠地吸了几口，使劲地把烟头甩到了屋外。小雨浇灭了冒着烟圈的烟头，王平开始回忆他这几年的经历。2006年6月，44岁的王平到市二医院器官移植科后大展拳脚，当年就完成了50多例移植手术，其中一例残疾弟弟捐肾救兄的手术还被媒体大量报道。

好景不长。2007年3月26日，卫生部公布的一份获准开展大器官移植手术的名单，把深圳两家（市人民医院、市二医院）开展肝肾移植手术的医院“打入冷宫”。原因是，卫生部考核的准入条件里，“2004-2006年每年要做到60例移植手术”是一个硬指标。

此时，深圳的器官无偿捐献正蓄势待发。2006年2月，川籍民工陈友余身后捐出的肝、肾和角膜，分别在湖南、广州和深圳移植给了6位患者，成为了深圳首位非亲缘多器官捐献者。2009年，深圳多器官捐献的例数迅速增加到19例，2012年，这一数字攀升到30例，今年截至4月9日，深圳已有10例多器官捐献。

重获移植资格

仅有一例手术

医院移植手术资格被叫停，像王平这样的器官移植专家开始坐冷板凳。2008年3月18日，晶报曾以《只因手术例数少 丢了肝肾移植资格》为题，指出两医院器官移植人才、设备“英雄无用武之地”，深圳患者舍近求远到外地手术，从便民的角度呼吁卫生部门及红十字会为深圳的医院争取移植手术资格。

2011年7月，事情出现了转机。在广东省卫生厅公布了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医院中，市人民医院和市二医院赫然在列，意味着这两家医院重新获得了器官移植资格，但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仅限于心死亡捐献者无偿捐献的器官，不包括亲属捐献的活体器官和源自死囚的器官。

这个好消息并没有传到等待肾移植的阿强耳中，在他的潜意识里，“深圳没有医院可以做肾移植”的想法早已根深蒂固，他压根没想到在做血透的市人民医院登记排队等候肾源。通过“肾友网”和病友交流，网上搜索器官移植手术最多的医院，阿强把宝押在了广州。

但这个信号在王平看来，他的器官移植事业即将要迎来第二春，但一年多来的现实残酷地把他拉回到“冷板凳”时代。2011年7月至今，王平仅做了一例肾移植手术，用他的原话来讲，“好不容易争取回来的一个肾”。

这个肾脏是2012年大爱撼动鹏城的女大学生黄圆圆无偿捐献的。2012年2月17日凌晨3点，市二医院ICU的医生宣布黄圆圆心脏停跳，黄圆圆的父母含泪同意，捐出女儿的一对角膜、一对肾脏和肝脏。回想起那一夜的情景，王平愁眉紧锁，言语中仍有些不忿。“在本院捐献的器官，至少应该通知本院的器官移植专家，我赶到ICU的时候，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联系的广州中山一院评估团队已经完成捐献的器官功能评估，器官摘取团队马上就要动手了。”王平告诉记者，经过医院领导与市红十字会及广州中山一院器官获取组织的沟通，最终黄圆圆的一个肾脏留在了市二医院，另一个肾脏送到了中山一院。根据中山一院提供的信息，王平调取在该院登记的等待肾移植病人资料，找到了配型最为合适的28岁潮汕小伙子小陈。王平说，当时媒体报道说小陈是来自广州的病人，其实他是深圳的病人，为了有更多的移植机会，通过深圳市二医院和广州中山一院同时登记了资料。

曾经错过的肾脏移植手术

阿强很羡慕小陈，自己也在广州多家医院轮候，却没有小陈那么幸运。其实，他曾有过一次这样的机会，却没有牢牢地抓住。今年春节前，一个广州珠江医院打来的电话给他送来了一份节前“大礼”——可能合适的肾源。那天中午，阿强不顾刚做完血透的疲惫，在医院开了转院证明后，直奔市社保局备案，同时通知在四川老家的姐姐筹钱准备手术。赶到广州珠江医院，已是深夜12点。“住院前3天，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医生也说配型效果很好，让我等着。”阿强说，这漫长的三天，他是在期待与不安中度过的，想象着手术后能重新找到工作，成家，孝敬年过七十的父母，像以前一样和朋友聚会，到处旅游，同时也担心着，术后会不会出现排异，换肾后没保养好再回到血透的日子。住院第5天，医生所说的一切都与阿强的想象无关，因为，那个“合适的肾源”找到了更合适的“主人”。阿强用了整个春节假期才缓过神来，告诉自己，肾源这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可暗地里，他还是有点埋怨自己，“我没去找关系，可能是我自己错过了”，阿强曾听病友说过，“钱多一点，会轮得快一点”，但阿强也在广州遇到过没找任何关系，用了一个多月等到肾源的幸运儿。如今，阿强仍在日复一日地坚持做血透，他说，无论如何自己也不会去“黑市”找肾源。

缺乏器官获取组织成本地移植硬伤

据深圳市红十字会的统计，2012年1月1日至4月9日，深圳共有40例多器官捐献，仅有湖北女大学生黄圆圆捐献的一个肾脏在市二医院完成了移植手术。也就是说，深圳两家医院重新获得移植资格之后，40例多器官捐献中，只有一个肾脏留在深圳进行移植。

深圳市红十字会会长赵丽珍的解释是，深圳器官移植中间中断了6年，重获资质之后一直缺乏器官获取组织，器官获取组织由评估团队、摘取团队和移植团队组成，而深圳缺少的主要是评估团队，而这成为了本地难以开展器官移植的硬伤。卫生部2012年出台的《中国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办法（试行）》实行区域优先的原则，捐献的器官首先分配给器官获取组织所属移植医院的器官移植等待者，其次是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其他移植医院的器官移植等待者，最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所有移植医院的器官移植等待者中进行分配。 3月21日，市二医院与浙江大学附属一院合作成立肝移植中心，但依然没有成立评估团队，市人民医院在器官移植项目上也还没有动静。市二医院院长蔡志明表示，目前医院正在筹建器官捐献评估团队，填补我市没有评估团队的空白。

高敏认为，器官移植无论在捐献者亲属和等待移植的患者心中，都存在“马太效应”。“作为协调员，我们要尊重捐献者及其亲属的诉求，这是对生命的尊重。”高敏说，捐献者家属曾要求指定器官获取组织，为的是提高捐献者器官的存活率。等待移植的病人为了获得更多的机会，也会往器官移植例数多的医院挤。

谁在掌握捐献器官分配权？

黄圆圆事件过后，市二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王平的脑海里一直回旋着无数的疑问——“到底谁有捐献器官的分配权？” “为什么在深圳完成的器官捐献，却鲜有器官在深圳完成移植。”阿强的心中也有同样的疑问，但他觉得在哪手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轮候到合适的肾源。

一例器官捐献到移植，中间到底要经过哪些环节？记者找到了见证2012年其中26例多器官捐献的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她以3月13日的一例多器官捐献为例，讲述了整个过程（详见“案例”）。

在高敏随身的一本笔记里，记载着密密麻麻的电话号码，其中有广州中山一院、中山三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南方医院等多家具有器官获取组织的医院。“这是我经常联系的几个评估团队”，高敏说，在潜在捐献志愿者弥留之际，拨通哪个评估团队的电话，就看配合的默契程度及答复情况，因为器官捐献的时效性很强，无法及时联系到评估团队，捐献者的心愿可能就实现不了。第一评估团队的电话联系不上，她会立即拨通第二个。

而这种做法成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本地器官移植专家的质疑所在——“是不是谁先获得了器官捐献的信息源，谁就掌握了器官捐献的分配权？”这位专家的依据是，以肾移植为例，每一个肾源有几百人在轮候，能配到6个位点的，几率为百万分之一， 实际上，不少的移植病人配型相符的位点不到6个。每个具有肾移植手术资质的医院，都会有不少登记轮候的病人。在紧缺的器官源面前，配型“退居二线”，只要产生一例器官捐献，哪个器官获取组织所在医院最先得到信息源，就可以在本院轮候的病人里消化掉。而首个掌握器官捐献信息源的人，正是器官捐献协调员。

对于这位专家的“质疑”，高敏认为“不存在”，她的理据是在深圳产生的捐献器官，不仅有分配到器官获取组织所在医院的，也有通过“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平台”匹配到的外地病人。今年春节期间，广州中山一院器官获取组织摘取的肝脏，就移植到了一位在陕西西安某医院登记的病人身上。与深圳市红十字会保持联系的器官获取组织基本在广州，但深圳产生的捐献器官，流向了全国各地，北京、天津、西安等地都有。

“我不是裁判员！我的职责是本着‘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作为一个见证者，协调捐献者家属、捐献者所在的医院和医生之间相互配合，更好地完成捐献者的心愿。”高敏说，她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她最大的财富就是获得捐献者家属的理解和信任，让捐献者无偿捐献的器官挽救更多的生命，协助家属完成心灵的寄托。

□案例

1

捐献器官如何分配的

3月13日上午，一名39岁的脑死亡患者的父母拨通了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的电话，指定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帮助他们完成儿子的捐献心愿。当晚7点，高敏见到了这对老夫妇，用了整整3个小时，听他们讲捐献诉求，回答他们的疑问。“他们很在意儿子无偿捐献的器官，是不是能有效的用到病人身上。他们也很想知道器官捐给了什么人，按照惯例，我们只会把受捐者的籍贯、年龄、性别告诉捐献者家属。”高敏说。

2

高敏指导亲属填好《中国器官无偿捐献志愿书》。

3

高敏联系器官获取组织的评估团队，她拨通了广州中山一院的评估团队的电话。14日00:30，评估团队赶到捐献者所在的福田一家医院，认定潜在捐献者完全没有自主呼吸。当天早晨出具的评估意见显示，潜在捐献者的肝脏、一对肾脏、一对角膜及遗体符合捐献要求。

4

评估团队汇总潜在捐献者的身高、体重、血型、病情等信息，上报至“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由系统按优先原则匹配到最合适的病人。

5

协调员要向家属反馈器官评估结果，联系器官摘取团队，并由市红十字会出具公函与潜在捐献者所在医院协调摘取器官的手术地点。14日晚11:30，经家属同意撤下潜在捐献者的呼吸机，心脏停跳5分钟后，广州中山一院的器官摘取团队取下了肝脏和肾脏，送往广州中山一院进行移植。

□你所不知道的

●器官分配平均用时26分钟

“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分为两个子系统，分别是器官移植等待者预约名单系统和器官捐献者登记及器官匹配系统。器官移植医院将移植等待着的病例录入前一个系统，器官获取组织将捐献者信息录入后一个系统，两个子系统通过计算机进行相互匹配，整个分配过程平均用时26分钟，其中匹配环节的平均时间仅为0.96秒，完全排除了人为干扰。《中国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办法（试行）》将对在器官分配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行为，视情节轻重及危害程度，由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和卫生行政部门分别处以取消器官分享权、取消移植资质、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等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肝脏移植分配政策

1.区域优先原则；

2.儿童匹配优先原则；

3.病情危重优先原则；

4.血型匹配；

5.器官捐献者及其直系亲属的优先权；

6.已登记自愿捐献器官者的优先权；

7.等待顺序优先原则。

●肾脏移植分配政策

1.区域优先原则；

2.血型匹配；

3.肾移植等待者评分系统。

（由等待时间得分、器官捐献者及其直系亲属优先权、等待者致敏度、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匹配质量、儿童等待者优先权及已登记自愿捐献器官者优先权组成。）

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在接听潜在器官捐献者亲属的咨询电话。 记者 罗秋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