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曾志、朱健刚畅谈“公益的表达与行动” 

    师曾志

    朱健刚 晶报记者 罗秋芳/文 赖犁/图

    进入微时代，每一个人都是公益传播这个舞台的表演者。如何怀着包容、理解、节制的心态，把公益传播变成高贵的日常实践，以柔性的行动推动社会的发展，昨天下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曾志教授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朱健刚教授做客晶报名人演讲周，畅谈“公益的表达与行动”。

    演讲精华

    “@”把微公益变成巨公益

    谈公益的表达与行动，师曾志先以慈展会的故事破题。尽管原本以论坛方式展现的动态展位，最终变成了以微博标签云的方式展出的静态平台，但师曾志认为，新媒体的传播在表达的内容中，已经有了实践的含义。“创意，不是不停地向别人去解释这是什么东西，而是让每一个人有参与感。当一个人主动地接收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想调动全身的力量，集中精力去看它与我有什么关系，最后达成一种对视，在这种表达里面已经有了公众的参与。”

    师曾志说，互联网的信息表达，就有了参与的行动感。比如邓飞的免费午餐计划，他在@谁的时候是有讲究的，不断地@可以帮他推动的人或者主管部门，@不仅是一种表达，而是一种行动，有关部门不行动就可能招来危机。

    师曾志认为，公益短时间内成为热点，与每个人的善心有关，这是心公益。在互联网这个新媒体中，每个人是社会的一个原子，看似微公益，但聚起来就是聚公益，例如腾讯、支付宝的月捐平台，凝聚了善心的表达。它还可能形成一种巨公益，不仅推动公益行业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的变革。

    公益传播学会自我赋权

    师曾志说，互联网的出现给民众提供了表达的空间与机会，可以自说自话，自我崇拜，自我陶醉。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不少人选择了仇恨、揭黑、批判、发泄不满，“不宽容是因为傲慢，而傲慢会引起虔诚的疯狂”。

    “现在悲天悯人、自我担当的东西在微博上还是少。”师曾志认为公益传播是高贵的日常实践，应该包括爱心、悲悯、责任、节制、担当、谦卑、尊重、坚韧、尊严、良知、不媚、不娇、不乞、不怜、牺牲。在公益传播的过程中，应该是多元、开放、无我、多样性的。

    公益传播是一个表演的舞台，每个人都是演员。新媒体时代，公益传播的重要性除了表现在“现世现报”，说错话、做错事会被人发现（比如官员带了块名表，除了开会的人看到，还有很多人会看到）以外，还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机团结的可能，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影响下生根发芽。虽然有人总说社会很黑暗，人情很冷漠，但每一件公众事件总是有很多人在参与和支持，社会依然是很温暖的。

    在公益传播的行动过程中，师曾志认为公民应更多强调共享主义而非共同利益，从经验社会向体验社会转变，不断提高媒介素养，不是蛮横、指责别人不行动的态度和方式，更多的是救赎的想法。

    妥协可能是合作的前提

    师曾志强调，尽管互联网给了民众自我表达、自我崇拜的空间，但这与现实的权力关系依然密切。例如邓飞的免费午餐计划，没有背后政府权力的支持，很难实现。这是中国的国情。师曾志认为，新媒体赋予了每个人权力，但更重要的是自我赋权，即主动与社会各方面合作，达成共识，促进公共的利益。

    公益传播强调主导力量的多元化，企业、市民、公益组织、媒体、政府一起参与，相互监督、竞争，最后达到上下结合式的主动改革或倒逼式改革。公益这个行业不是关起门来的一个行业，一定是吸纳各界力量，超越行业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师曾志认为，各界应该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学会与社会各方主导力量沟通、对话、甚至是妥协。“有时候‘我错了’不是简单地说错了，还是一种态度，可以与他人达成合作的前提。”

    “有病的人”行动推动改革

    “在这个时代，凡是超前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是‘有病的人’。总有一些‘有病的人’在发着他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敢于迈出这一步。”朱健刚说，这一群“有病的人”所做的就是公益，一旦到了公益领域，人们会看到很多正能量的努力。

    朱健刚说，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意识到这个社会充满了种种风险和危机，把小孩送到幼儿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碗菜端到桌上不知道吃的是食品还是有毒物质，有非常强烈的不确定感；但另一方面，总会有一些人、一些组织不断行动起来。在这种“不确定感”中，人们会发现这种动力不是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以一种柔性、温和、集体的行动，力图去改变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制度和实践。这个行动是未来30年改革中，社会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比如广州有一群年轻人想有个骑单车的空间，他们在网络上发起签名行动，只要签够3-4万个，就送一辆自行车给市长。这个时刻，有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加入，抓住了媒体的眼球，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在广州亚运会绿色出行、保护环境的大背景下，这群年轻人的行动影响了政府的政策，提出“绿道”建设。

    以行动建设想象中的国家

    朱健刚认为，在公益的表达与行动的过程中，行动者应该坚持理性的行动，包括三点：一是有参与的责任感，不要仅仅看成是好人好事；二是有包容的意识，不要指望所有人都去同意你，要学会聆听、对话、包容不同的意见，学会在不同的意见中仍有行动的动力；三是有权责意识。

    “一个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基于你对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想象而建构出来的观念。”朱健刚说，如果一个国家是可以被建构的，那么意味着你怎么想，怎么做，就决定了国家是什么。如果把国家看成是一个过程，一方面什么样的国家决定有什么样的公民，另一方面，什么样的公民将决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正在以自己的行动在建设一个我们所想象中的中国。”

    虽然有人总说社会很黑暗，人情很冷漠，但每一件公众事件总是有很多人在参与和支持，社会依然是很温暖的。

    ——师曾志

    在公益的表达与行动的过程中，行动者应该坚持理性的行动，要有包容的意识，不要指望所有人都去同意你，要学会聆听、对话、包容不同的意见，学会在不同的意见中仍有行动的动力。

    ——朱健刚

    志愿者服务是一种修行

    现场对话

    听众：我来自成都“爱有戏”组织，我们发现政府对社区自治很支持，但居民不感兴趣，连什么是公共利益也不清楚，也缺乏专家的指导。

    朱健刚：把社区动员起来，让他们超越家庭生活关注社会建设很难，但他们不是不关心，只是不愿意表达，或者不善于表达。在组织的过程中，不要太期待专家，专家就是你，你需要不断地在社区生活，融入其中去思考问题，体验社会是最宝贵的。

    听众：我来自深圳一个草根社团。体制内有很多优秀的精英，如何让他们更多关注公益、社会建设，而不被官僚制度同化？

    师曾志：一部分人被同化是必然的，因为呆在机关里，他们的话语、形态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有自己的思想和想法。

    朱健刚：如果你觉得他不可能，那他就真的不可能。其实他们也是平常人，也想过高贵的日常生活，他们也会讲述体制带给他的束缚。我们要做的是，第一带他去“玩”，去体验社会建设；第二，学会用体制内的语言和他交流他所感兴趣的事情。

    听众：我们是来自深圳义工联的环保组织，志愿者有3000余人，从事环保工作有十年之余。在环保进公园项目中，志愿者捡垃圾和对游客文明劝导时，会被人说“捡垃圾的来了”，在做公共宣传的时候，怎样避免志愿者的心理落差？

    朱健刚：首先，在做志愿服务前，志愿者一定要有培训和引导的过程。第二，要告诉志愿者，你不是来捡垃圾，而是来寻求成长，以行动来影响丢垃圾的人。在别人不理解、遭白眼、被误解的情况下仍在坚定地做一些事情，这是一种修行。

    师曾志：告诉志愿者，我们不能把自己定位成是捡垃圾的，更应该传递一种信息，让大家有一种更文明的行为。志愿者不仅仅是捡垃圾，更重要的是容忍、宽容这些。在我们经受苦难的时候是以一种高贵的心态，还有什么人会把你打败呢？

    听众：义工联环保组织去年做了心手相连的活动，把校服和课外书集中起来送到一些山区的学校。怎样的行为和表达指导可以让山区的人们不只是等待受助，而是授人以渔鱼满仓？

    朱健刚：授之以渔听起来很好。他之所以贫穷，一定有贫穷的深层次原因。如果真的打算授人以渔，就要下定决心，慢慢做社区工作，让他有这种能力。

    师曾志：把物资送到边远地区，这涉及到一种领导模式的问题。现在领导力有一种方式是雪花状的，希望你的资源和受益人之间所有的环节不是由一个人来掌控的，而是共同人为了共同的目标来实现这个东西。邓飞的免费午餐计划为什么能得到老师、校长、当地教育部门、县委书记的支持，共享意义是彼此的，而不是简单地给你就好，天然地应该得到什么回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