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马家辉、胡洪侠谈“三地公益对照记”

杨照

马家辉

90后听众很抢眼。

粉丝将马家辉团团围住索取签名。

    晶报记者 姜梦诗 实习生 程楠/文 张定平/图

    香港的公益活动做得很“大”，如大家所熟知的赛马会,也是公益活动的一种。而台北的公益活动很“小”，各个领域都有民间公益组织，数不胜数，做公益早已融入每个台北人的生活之中……昨日上午，来自台北的知名作家杨照、来自香港的文化评论学者马家辉和晶报总编辑胡洪侠登台晶报名人演讲周，分享台湾、香港和内地不尽相同的公益经验。三人是多年的老朋友，目前又同为晶报“对照记@1963”专栏撰稿，谈起公益这个话题仍是默契十足，妙语如珠。

    香港：

    用“夸张”的方式做公益

    说到香港的公益活动，也许让马家辉印象最深刻的是东华三院和“卖旗仔”。马家辉说，香港做公益的特别方法和风格源自其历史。“香港在1997年以前是什么样的城市？殖民地。以前在英政府的管辖下，部分领域是让民间社会进行运作。”

    “香港有个民间组织叫做东华三院，每年都会在电视上筹款，用来盖医院、孤儿院、学校。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看，电视上的筹款很精彩。比如说你喜欢刘德华，那你捐50万，就可以要求和刘德华合唱一首歌，或者其他明星也可以。”马家辉说，香港是用一种很“夸张”的方法来吸引人做公益。

    马家辉参与过的公益活动还有“卖旗仔”。“就是一些公益组织向政府申请，然后在街头卖贴纸。你给一点钱放在小罐里，我就把贴纸贴在你身上。为什么好玩？因为这样会发动小朋友来做。”马家辉说，自己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参加这样的公益活动。

    许多人做公益是心存善念，但也必须承认，有些人做公益另有目的，如为了名声等。马家辉认为，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只要去做了，最后的效果是公益的，这就够了。

    台北：

    公益由青年学生开始

    比之香港“夸张”的公益，台北的公益事业可谓是“被迫”开始的。杨照说，1971年台湾为了安抚社会不安的情绪，政府开始提倡青年学生做社会服务，有了“百万小时奉献运动”。

    百万小时怎么来？从学生的业余时间中而来，每个人贡献几个小时，最后汇聚成100万个小时贡献给社会，做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1979年，刚进入高中的杨照也参与了这个活动，到孤儿院去服务，去照顾更小的孩子。“香港做公益的主体是有多余资源的有钱人，因为香港根本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赚钱不是罪恶，有钱人是大家羡慕的对象，但是在台北不是这样的。那要怎么做公益？台北做公益的主体基本是年轻人，是学生。学生哪来的钱？所以学生捐的是时间，捐的是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

    杨照说，台北的公益事业长期以来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传统。“在台北的任何消费，店家必须要给统一发票，统一发票上面的号码可以兑奖。长年以来台北都有这个传统：你买了一样东西，你拿了一张发票，放到一个桶里面捐出去。台北有好几个重要的基金会一直收集统一发票，每个月收集几十万张去兑奖，中奖的机会就非常高，奖金则拿来做公益事业。现在台北有几个重要的公益领域，包括照顾游民、照顾植物人等，都是靠大家捐出来的统一发票兑奖得来的奖金。在台北有很多渠道，可以让没有钱、没有资源的人也可以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好事。”

    公益不只是理论

    在刚刚闭幕的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发布了《中国慈善会发展报告》、《中国社区慈善服务报告》两份慈善行业最新研究报告和2012中国城市慈善项目指数。报告发现，经过近20年的发展，慈善会已经建立了基本覆盖全国的组织网络，截至2012年6月，全国共有县级以上慈善会1923家。

    这些非政府组织带来的慈善力量是强大的。胡洪侠认为：“公益永远是实践的学问，不是理论。”胡洪侠说：“我们媒体在公益方面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晶报首先在深圳创办了《深圳公益周刊》，我们有阳光基金，我们策划组织很多项目，平时的报道也救助了不少人。”

    杨照认为，依照台北的经验，一个相对贫穷的社会不见得没有公益，“因为贡献的东西不一定是钱，不是只有富裕的社会才能做公益。”杨照说，做公益最关键的是信任，“这些钱从哪里来，我们更要看到去了哪里。公益事业最重要的本质，一定是资源的重新分配，把部分掌握在一些人手里面的资源让给弱势的人。我觉得公益事业要健全，人还是必须拥有基本的自由，一个很重要的自由是能够集结同样关心这些事情的人把资源放在一起，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