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雷接受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不缺富人不缺善心”
叶雷 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曾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及全球艾滋病综合防治项目工作过23年，2003年至2007年任CDC全球艾滋病项目驻华首席代表。
叶雷（右）和比尔·盖茨交谈中 晶报记者 徐丹
“盖茨基金会做的其实是一种社会投资”、“做公益项目要像企业项目管理”、“中国不缺富人、有善心的人，缺的是能让人放心的慈善机构”、“未来个人做慈善，可能像买股票一样简单”……首届中国慈展会开幕前夕，全球最大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叶雷接受了晶报记者的独家连线专访。
盖茨没想到
慈善跟企业一样有挑战
晶报：2000年比尔·盖茨几乎将千亿美元资产全捐，与妻子一起创办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引起一轮“慈善富豪”的新浪潮。您觉得企业家精神对慈善事业有哪些帮助？
叶雷：其实盖茨夫妇当年对慈善事业的投入，是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以慈善为人生事业新起点，希望尝试一种与办企业完全不同的精神追求，并没有计划“拖动”其他富豪阶层参与这一事业的初衷。愿意为慈善投入多少，纯属个人自由，并没有“你身家多少就应该按多大比例捐助慈善”的道理。只是在投入慈善事业后，盖茨夫妇逐渐发现慈善事业很有意义、有精神满足感，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家庭，都让他们觉得大有收获，于是他们越来越“全职投入”。巴菲特也是这样，自然结果却是他们影响了一批富豪。
晶报：巴菲特把近百亿美元股权陆续捐给盖茨基金会，有人说全美国最好的投资人都去了盖茨那儿。您怎么看待基金会的投资问题？
叶雷：盖茨基金会创立10多年来，盖茨夫妇不仅是捐钱，还投入时间、精力、智慧，参与慈善项目的策划、协调，比如所有1000万美元以上的慈善项目梅琳达都坚持亲自审核。盖茨私下说过，当初根本没想到做慈善跟创办、运营企业一样，这么有挑战性，也这么有满足感。
晶报：慈善基金会的企业化运作，听起来流程管理效率很高。但与企业运作毕竟有很大不同吧？
叶雷：慈善基金会与企业相比，最大的区别应该是投入产出比、在商业投资领域，如果企业或基金会对一个项目投资决策有误、执行不力或者成本超过预算太多，股东或董事会就会找你麻烦，甚至让你走人。但在慈善领域，没有人会要求你投入100万元就拿回100万元，通常公益项目都是讲投入，不计产出或者不具体量化回报的。
但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保证慈善基金会的有效管理。因为一个慈善项目失控，不仅是巨额财务损失，更会让一群急需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比如急需抗疟疾药物救命的儿童。所以做公益项目与做商业投资一样讲市场导向，要根据当前最急迫的市场需求、让最急需帮助的人群受益，实现长远的社会效益。可以说，盖茨基金会做的其实是一种社会投资。
公益项目要办好
企业化项目管理做全套
晶报：近两年来，国际各大商学院逐渐开始开设与慈善相关的课程，越来越多的MBA选择以慈善作为事业。慈善基金会的“社会投资”，是由CEO负责、MBA之类金融人才运作吗？
叶雷：盖茨基金会有专门的信托部门负责基金会的资产保值增值，以合理投资、部分收益用于慈善、其余收益与本金一起滚动投资来确保基金会的生生不息。但我说的“社会投资”，主要是依靠企业化运作机制来保证慈善事业的有效项目管理。
晶报：盖茨基金会倾向于选择哪些项目？
叶雷：我觉得慈善公益项目分两种：救助型和投资型。救助型慈善，就是哪里需要往哪里投钱，比如捐款捐物、调集药材解决有需要人群温饱和改善卫生条件。这是短期见效的慈善。一旦捐助者比如基金会“断流”，被救助群体仍然不能自救。而且单纯捐款，也不能保证你的善款一定用于救助对象。
投资型慈善，也就是我说的“社会投资”，是一种“替穷人投资”。比如捐建图书馆、捐助学费、投资研发“低价不低质”的疫苗。这类基于商业逐利原则利润微薄或者要长期才能见效的领域，正常情况下不会引起太大的投资热情，这就是慈善基金会发力的领域。如果受救助人群读了书、上了学、打了疫苗，有了一定的智力体力，即使不再获得捐款，他们也能自力更生，“自己造血”维持有尊严的生存。这是一种可持续的长效慈善机制和解决方案。
晶报：世上没有永远只赚不赔的投资，慈善基金会如何规避风险？
叶雷：我坚信一个好的慈善基金会是企业化运营的，包括企业化的规避风险机制。
做公益项目就像企业项目管理，从明确项目定位、战略分析、制定方案、风险评估到找伙伴、流程管理、控制成本，“可衡量效果”评估，全程要力保有效的项目管理。比如盖茨基金会曾资助一个中医药的疫苗研发，这个疫苗按国际市场价可能要10美元，因为基金会承担了研发经费，也就是最艰巨的一环，最后结果定价1美元也不亏本，效果又和国际市场其他品牌差不多，结果不用基金会作推广、赚吆喝，一些新兴市场也会根据性价比做出选择。而我们有一整套严谨的项目管理机制，从立项、评估到执行、审核，一旦发觉不对，分批次注入的资金就会暂停，直到排除风险。
中国不缺富人和善意
缺“慈善股个人认购机制”
晶报：照您所说，盖茨基金会作为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机构，强项和优势在于企业化运作的慈善项目管理？
叶雷：你提到一个关键点：会赚钱不等于会捐钱，会捐钱不等于会“花钱”。比如在商业领域，你可能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但在慈善领域，你一来没有相关的人脉和资源，二来就算想亲历亲为，也不太了解最急需帮助的人群在哪里、最能使力的项目怎么运作。所以做慈善有两种选择：你可以只捐钱不出力，具体事务交给信得过的有能力的慈善组；也可以亲力亲为，参与慈善项目的集资、策划、管理。巴菲特选的是前一种，盖茨基金会做的是后一种。
我认为当前中国不缺富人，也不缺有善心的人，缺的是有信用能让人放心，同时专业又有能力的慈善机构。
晶报：我记得盖茨基金会的前CEO曾提过，或许可以建立一种个人理财产品式的慈善项目机制？
叶雷：这就是我说的委托给专业慈善机构的创新模式之一。比如慈善基金会可能提出一些亟待资金的公益项目，供大众选择参与。基金会将提供关于公益项目可行性、流程、收支的透明化报告，个人要做的就像买股票、认购理财产品一样简单，捐多捐少听凭自愿，都是慈善“入股”。这样就降低了参与慈善的专业门槛和资金压力。不是只有慈善行业人士、明星、富豪才能做慈善，人人都可以参与，等于发动大众，创造和扩大了一个慈善市场。
晶报：这就是盖茨曾希望的“建立一个做慈善的创意资本机制”吗？
叶雷：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慈善是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市场，好的公益项目应该是公众认可的项目。而且盖茨基金会鼓励创新性的慈善解决方案，2008年起，盖茨基金会启动了耗资1亿美元的“探索大挑战”项目，在全球征集能解决人类健康和发展问题的创意。比如突破传统的艾滋病疗法等。只要方案经论证评估，有1%的成功可能性，基金会就会投资扶持研发。
晶报：盖茨基金会在项目的实际操作中有哪些可借鉴的经验？比如发动NGO参与，还是与政府合作？
叶雷：慈善项目要扩大在“慈善市场”的影响力和“慈善市场份额”，要根据定位和策略找对合作伙伴。比如2007年盖茨基金会在中国设立海外第一家代表处，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与中国卫生部合作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基金会承担的是防艾最困难的一环——救助艾滋病高危人群。而这个人群靠政府介入找人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主要与NGO合作。而我们正在做的控烟项目，因为中国400多万人的基本收入靠烟草业，涉及加税控烟、公共场所禁烟之类措施，就不太可能光依靠NGO了，而一定要依靠政府力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