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杨团解读《中国慈善蓝皮书》

    □人物档案 杨团 民政部特邀专家,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慈善蓝皮书》（2011年版）主编。 晶报记者 谢银波 实习生 刘晓宇 苏韵心 黄骋

    2011年中国慈善事业呈现何种态势？新的一年又将何去何从？2012《慈善蓝皮书》发布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讨会昨在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举行，来自社科院、高校等众位专家学者共商慈善事业发展大计。

    据介绍，《慈善蓝皮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主编，内容涵盖了对2011年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状况的概述和数据，对2011年热点事件的分析，并首次披露了境外在华NGO社会捐赠的基本情况。

    昨日，杨团接受了晶报记者的专访，就《中国慈善蓝皮书》进行了深度解读，解读后，她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2011年没有大灾，没有突变因素，但却发生了诸多对中国社会未来若干年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这一年，必将是经常被历史回味的一年。

    集体问责与微公益

    公众集体问责的爆发与微公益的兴起是否有联系？在杨团看来，两者之间应该是有关联的。两者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公信力其实决定一切，决定了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

    郭美美事件、尚德门事件、卢美美事件、河南宋基会事件……去年6到9月，似乎成为了公益风波的集中爆发点，且系列后续效应可能现在还有。杨团说，正是这些慈善风波，触发了公众对公益慈善事业的信任危机，从而推动了公众的社会问责。也正是这种问责，促进了当代公益组织的公平、效率和透明，对未来慈善体制改革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杨团看来，2011年的慈善事业可谓“两头冒尖”。与2008年的“公益元年”不同，去年集中爆发了不少集体问责事件。公众在问责之余，开始抛开团体制下的慈善组织自己来做公益。“从免费午餐到微博打拐再到大爱清尘，全是学者或者记者站出来，提出一个能凝聚老百姓理念，做起了微公益。”她介绍道。

    公众集体问责的爆发与微公益的兴起是否有联系？在杨团看来，两者之间应该是有关联的。两者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公信力其实决定一切，决定了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事实上，慈善的本质也正在回归——不要以为公众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握着选票，决定他们自己的钱往哪里投。很显然，对慈善机构的问责，其实是公众投出的不信任票， 他们将信任票投给了微公益。

    微公益，自然而然发生的主流

    NGO作为主渠道，如果被大家投了不信任，就会发生分流，小路径自立为主渠道。对慈善事业而言，没有永远的主渠道，也没有不变的合法性。”

    2011年已走，但留给了未来很多启示。杨团称，这些启示发给了政府、社会、慈善机构、草根慈善机构。对社会而言，“2011年”向“社会”投去这样一个信号——社会不属于某些人，而是公民所有。社会要自强，公民当自强，这也是我国全面社会的一个体现。“2011年”对政府的启示则体现于，慈善是民间的事业，把慈善当做政府行政事业的一部分，这必然与民心相背。而作为社会自然发生的主流，微公益赢在“民心”。

    这么多年，NGO一直作为慈善的主渠道而存在。2011年，民心开始如此集中地问责。“往后，民心可能会发生更大的作用。NGO作为主渠道，如果被大家投了不信任，就会发生分流，小路径自立为主渠道。对慈善事业而言，没有永远的主渠道，也没有不变的合法性。”杨团为被问责的慈善机构支招：遭遇“不信任票”，大牌NGO不能有怨气，应该好好检讨自己，不要与公众对着干，找出自己的一条新路子。

    去年“郭美美事件”发生后，民众集聚多年的怨气一股脑门都倒向了红十字会。杨团为红会鸣冤，“其实不是他们的事情有多大，而是公众透过这件事情，发泄对相关机构的不满。很多人说，郭美美事件中，有NGO代人受过的成分，这话有一定道理。”杨团表示，NGO承受着本不该如此沉重的“怨”，这值得相关部门反思的。其实，红十字会的改革也不是简单的社会组织改革，而和全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正是在2011年，社会组织体制的改革或者社会管理的创新提上了日程。

    这一年，政府方面的认识也在转变。政府看到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层呼唤，并顺应这种呼唤在推进社会组织和公益慈善相关政策的改善。年初，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指明了在体制内社会变革的方向。年中，民政部发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征求意见稿），地方的慈善立法和相关政策也有进展和突破。杨团说，这些均表明地方政府部门从“政府管理社会”、“政府办社会”的传统思维向着“政府支持社会”、“政府培育社会”的新思维转型。

    有关公益“效率”的启示

    公众个人充分表达自我，这跟微博有直接的关系，微博给了公众自主性，独创性，选择性，才会有社会的健康成长。

    杨团强调，微公益给其他草根NGO带来了“效率”的启示。微公益赢得民心的关键所在，就是作为慈善投入产出效率高。筹款成本极低，效果又相当明显。杨团说，她曾去过“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发起人于建嵘家中——家里腾出一个地方就是办公室，即使后来租了个办公地点，却也非常简陋；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只有少数人是脱产的。“可以说，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车有车，要物资有物资。效率高，老百姓愿意支持。正是效率，让微公益站住了脚，也符合市场竞争规则。”

    在2011年启示录上，还有对于公民个体的启示。“在当今时代，每个公民都有独创性和自主性的。与遭遇大灾时的公民捐款捐物不同，大家对自己的钱和时间投给谁，开始自己发的声。”杨团解释道，公众个人充分表达自我，这跟微博有直接的关系，微博给了公众自主性，独创性，选择性，才有了社会的成长。

    重大问题将倒逼社会改革

    各类主体如何在慈善公益平台上通过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环境的改革与创新达到共赢目标，会在未来的长时段里发挥其社会挑战倒逼社会改革的威力。

    2011年正处于这一新的变革时代的重要转折关头。杨团表示，这其间提出的重大问题：慈善公益体制该怎样设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角色怎样才能各安其位？政府如何通过放权、支持、规范和监管民间公益重塑公共形象？商业与慈善如何区隔？各类主体如何在慈善公益平台上通过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环境的改革与创新达到共赢目标，会在未来的长时段里发挥其社会挑战倒逼社会改革的威力。

    杨团举出了曹德旺股权捐赠的例子——2009年2月，曹德旺在福建证监局仍出了响炮：准备捐出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中的60%，即35.49亿元等值股票来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但随后，他就碰到了登记注册资金以及税收方面的尴尬。就税收来说，虽然他捐股是非营利行为，但按照现行法律，在计算了各种免税抵扣后，这笔股权的受让仍将产生超过5亿元的企业所得税。况且，税法是全国人大定的法律，国务院无权直接改，要调整得走全国人大的程序，周期太长。国税总局提了个折中的方案，由河仁基金会来代缴税。

    在杨团看来，虽然国家政策在股权捐赠的税收这一块坚冰仍未融解，但已经出现了一些松动，对慈善有了一些照顾。“除了曹德旺股权捐赠之外，2011年爆发的很多事件都提出了很多问题。”杨团说，与去年相比，2012年是潜流暗涌，是内在的冲撞，很多的事情都变得扑朔迷离，这很可能就是今年慈善事业的特点。

    慈善捐赠额去年降近两成

    扣除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大灾的应急捐赠等不可比因素，2011年的捐赠总量与2010年基本持平，保持了自2007年以来稳步发展的态势。

    慈善款的多少，往往成为了这年度慈善事业发展好坏的风向标。杨团特意到最后才来"数钱"。数据显示，2011年的慈善捐赠总量为845亿，比2010年的1032亿元下降了18.1%。其中，2011年货币及有价证券捐赠686亿元，比2010年的871.46亿元下降21.29%，2011年的物资捐赠折价总值159亿元，比2010年的161亿元下降12%。

    钱少了，是否就是“郭美美”惹的祸？杨团说，这其实与当年的灾难发生状况有关。如果扣除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大灾的应急捐赠等不可比因素，2011年的捐赠总量与2010年基本持平，保持了自2007年以来稳步发展的态势。“慈善事业不能仅仅拿数据比较，只有进行分析后的数据才能真正说明问题。”她解释道。

    杨团强调，中国是个多灾之国，但并不是每年的灾都一样大。这就有如种庄稼，有丰收年，也有灾年，红十字会的捐款额更是与各种灾难息息相关。从数据来看，“郭美美事件”仅仅在去年7-8月对红会的捐款额有影响，但从整年来看，捐款数额与前年相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