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纳雍县昆寨乡岩上岩上村，小学生张孟豪放学回到家后又饿了，吃上了洋芋。　　许康平/摄

　　云南省禄劝县，乌东德镇汤德小学的一名女学生，在半路上喝山泉水。黄兴能/摄

“免费午餐”宣传照

晶报记者 刘敬文/文

　　作为免费午餐的发起人，邓飞太忙了。他每天需要接200个电话，接到记者采访电话的时候，他需要给4桌公益伙伴敬酒。他从一个动嘴的调查记者到动手的民间公益人，自身也在面临转型。在公益行业公信力遭遇挑战的时候，邓飞也在承受越来越多的质疑，而这一切压力都没能阻止邓飞，他仍然像一节飞奔的火车头，他说：“我没有恐惧、很平静。我的初心不是奔着表扬来的，我看重的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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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邓飞化是必然的

　　晶报：你怎样定位自己在免费午餐中的角色？

　　邓飞（圈中）：我的角色是发起人，主要推动者，形象一点讲是火车头，现阶段我的存在能够增加捐款，也会去严格监督学校。我希望免费午餐更快地规模化、专业化，做出一个好的模型，一个公益组织的良性发展需要好的制度，而不该是什么灵魂人物。我们现在运作项目很注意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以保持项目的稳健和效率。

　　晶报：不少公益组织很难突破创始人或发起人的局限。

　　邓飞：一个真正好的项目，最终是靠制度和体系进行运转，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力量与影响。事实上，一项事业始终和一个人太紧密关联绝非好事，去邓飞化是必然的。

　　晶报：刚刚出笼的7人管委会是你所说的民主决策的一部分，具体的运作规则是怎样的？

　　邓飞：管委会7人是通过50人的核心志愿者民主选举出来的，重大事情都要在管委会酝酿和讨论，然后投票决定，我没有在7人当中，但我保有一票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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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难是提高自己

　　晶报：促使你全身心投入公益的内心冲动来自何处？

　　邓飞：在去年初微博打拐的时候就有网友提出来。在城市街头巷尾行乞的这些小朋友，有很多是西部山区的，他们生活很艰苦，在跟这些网友交流过程中，我们对西部儿童的困境很有感触。2011年2月26日我以“天涯社区”2011年度记者的身份参加天涯年会，旁边坐了一个支教女老师，她给我讲了一个问题，说在她的学校她是没办法吃饭的，要将饭盒带到宿舍才能把饭吃下。我很惊讶，她说很多孩子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大部分在教室里睡觉或者喝凉水充饥。老师吃饭的时候，他们会眼巴巴地看着老师。我很震惊，就去贵州那个女老师支教的学校，想去建一个食堂，帮助这个学校的小朋友能够吃上饭。

　　晶报：去了看到什么状况？

　　邓飞：我去了以后发现贵州山区几乎所有的小学都没有食堂，小朋友都在忍饥挨饿，他们有时去外面的小卖部买零食，可是我们看到那些食品包装鲜艳，却没有生产厂家没有生产日期，我们觉得不解决这个问题，将对小朋友的学习和健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当时我们就萌发了一念头，我们来推动中国的免费午餐。作为记者我们知道，印度是有免费午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政府暂时没有，但我们民间可以先行。我们就动员了500个记者一起发起中国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识了贵州沙坝小学的校长，他也是通过微博认识我们的，后来主动联系到我们，贵州沙坝小学后来成为我们免费午餐计划的第一个学校。当时的启动资金是我在深圳的一个朋友给了两万块钱。我们就用这笔钱开始了这个学校的免费午餐。开餐的那天晚上我们联系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解决了我们合法公募的问题。

　　晶报：免费午餐这一年，你认为最困难是什么？

　　邓飞：最困难是提高自己。从前我是一位调查记者，现在变成了一位民间公益人，从前是批判的、思考的，现在是执行的、建设的、行动的，这个转变太难了。要学习怎样去包容，理解别人，甚至学习怎样去妥协，这比做记者困难多了。深深体会到一件事情的复杂性和做事的艰难。项目越做越大，事务庞杂，我们需要稳固团队和组织架构，都需要颠覆性突破自己，形同再造。这是最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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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疑多来自信息不对称

　　晶报：一方面是你面临艰难的转型，一方面你又会面对很多的质疑，在你今年提出大爱医保的时候，或者你在转发一条别的公益请求的时候，微博上会马上传来质疑的声音，邓飞怎么不好好搞免费午餐，又去弄别的事？

　　邓飞：我现在已经停止媒体的工作，全职在做公益。我会集中关注一个点，就是儿童。在微博上也会转发一些其他公益信息，我也不可能每天只做免费午餐。

　　晶报：面对这些质疑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沮丧？

　　邓飞：不沮丧是不可能的。不过要学会忍耐，学会包容。

　　晶报：知名网友、专栏作家@肉唐僧对免费午餐发出的公开信算是第一波影响较大的质疑，你当时对他是怎样的态度？

　　邓飞：其实很多质疑来自信息不对称。@肉唐僧的质疑我是可以接受的，他也是善意的。不过他并不是很了解免费午餐，后来我们见了面，我也跟他解释了。我就说你有你的方法，但不就证明我们是错的。

　　晶报：质疑也是由于免费午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你用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来形容免费午餐的一年。

　　邓飞：我的感觉就是得道多助。小朋友的饥饿问题是基本的儿童福利，大家都为人父母，对儿童有一种天然的关切。我们用微博，把人们链接起来，把每个人心里的爱激活，参与到免费午餐中来。未出现微博的时候，我们大量借助平面媒体。后来微博出现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更为广阔的平台进行传播，很多人看了我的文章会觉得很感动，但是不知道怎样去捐款。微博是一个细密的交流过程，平面媒体加上微博这个新工具就形成了巨大的一股传播力量，后来我们又利用了互联网其他手段，比如说淘宝，它成功地帮我们解决了筹资问题，有一个巨大的宣传在上游，而且达成共识要去帮助他们，再借助淘宝这样一种便捷支付方式，我们就实现了从展示到募捐到得到善款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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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无法平衡工作和家庭

　　晶报：有朋友说，像邓飞这样每天忙碌，肯定没时间陪家人，你的工作和家庭怎样平衡？

　　邓飞：现阶段只能往前走，达到我们的目标，没办法平衡，等到免费午餐专业化了，我就能早点回家了。

　　晶报：民间的努力也获得了国家公共政策层面的呼应，但是现在也有人表达了一些隐忧，担心国家的拨款下去就变样了，现在也传出了营养餐出问题的新闻。

　　邓飞：我们为什么一开始想着吸引政府介入，是因为我们觉得儿童饥饿问题，涉及到一个儿童基本生命健康权。这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职责，这是国家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发起免费午餐这个活动，更多的是要敦请政府注意到缺位，他应该为我们纳税人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应该承担政府的职责，去照顾好我们的未来，为以后的民族和国家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最后我们各方面的努力，包括小餐桌计划，当地一些组织以前做的营养补助计划，也或多或少让政府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拿出每年160个亿的投入，我们很赞赏政府能够有这么大的投入和改变。但是政府项目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和教育部门也有过沟通，教育部财务司田副司长也注意到我们的项目，在他的多次演讲中间也提到了我们，并且介绍了我们的经验。我们也在媒体上面进行了一些这样的报道，民间团队在做的是一些引导和配合，我们不是大范围改变的主要力量。我们愿意提供免费午餐执行一年来的所有经验和教训，因为民间公益团队和政府的目标都是为了帮助和服务乡村那些饥饿的儿童，我们很乐意和地方政府进行这方面的合作。